弥勒形象的定型与民族性格

弥勒是释迦牟尼的继承者，为“未来佛”之一。弥勒可能原为释迦牟尼的弟子，先佛灭度，后来出于构建一个完整的诸佛系统的需要，他又被奉为“贤劫”第五佛，将于未来世自兜率下降娑婆世界，度脱无量无边众生，因此弥勒佛成为人们的希望。弥勒信仰从而构成最为广泛的民间信仰之一，具有普遍和持久的影响。

　　弥勒的名字事迹在早期的《阿含经》中就已经出现，后来大乘佛教又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渲染，使其影响越来越大。弥勒的身份、地位和形象是相当复杂的，他既是菩萨，又是佛，既在天宫，又居净土，还来人间，因此弥勒信仰也是广泛而复杂的，既流行于上层，又盛行于民间。

　　弥勒信仰很早就传入中国，据汤用彤先生研究，东汉安世高译有《大乘方等要意经》，其中包含弥勒信仰的内容，是为其始。其后竺护法、鸠摩罗什等又译有多部此类经典。初期的弥勒信仰多流行于上层，且主要是对弥勒净土的信仰。如弥天释道安便与弟子法遇、道愿、昙戒等八人立誓愿生兜率，南北朝时不少名僧如北齐法上、昙衍等都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净土信仰的产生有多种原因。本来佛教主张脱离轮回，进入涅槃，但是能够直接达到涅槃境界的人毕竟太少，而且早期佛教为了强调解脱的必要性，将佛与众生、涅槃与世间的距离说得非常遥远，这使得成佛成为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对于绝大多数信徒来说，此生是不可能成佛的，这就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作为直接的修行目标，因此涅槃被分成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不能直接达到涅槃的人可以先进入有余涅槃。虽然不能直接进入涅槃，但也不愿意再受轮回之苦，这是许多信徒的愿望，由此便产生了弥勒净土。弥勒净土一方面位于兜率天宫，仍然在轮回圈中，但居住在弥勒内院（净土）中的人可以不退堕，不转生，在此修行，将来可以与弥勒一起下降人间，得度成佛。弥勒净土由此成为世间（秽土）与涅槃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和桥梁，其吸引力当然很大。

　　净土可能还代表了人性自身的矛盾，世人一方面追求超越，一方面又喜欢现实，一方面想得到解脱，一方面又不愿完全放弃世俗的欲乐。涅槃界固然令人神往，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又显得过于寂寥清冷，过于虚幻飘渺，而七宝充满、天女围绕的兜率天宫可能更富有吸引力。虽然佛经中也特意说明弥勒内院与天神外院的分别，避免产生贪图欲乐的嫌疑，但毕竟同在一处，一墙之隔，高僧大德自然无此念想，下层信众是否有居此可进可退、既得解脱之乐、又享五欲自在的念头就不得而知了。

　　弥勒净土虽然极富吸引力，但修行还是不广，基本上限于上层增众。原因很多，如修行方式繁琐，入门不易等等。在这方面，弥勒净土远远不如弥陀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有吸引力。道安发愿期生兜率，其大弟子慧远却结莲社，期生西方。道安的弟子昙戒临终诵弥勒名，其弟子却问他何不愿生安养（西方净土），昙戒答是曾经与道安等八人发誓愿生兜率，诸人已去，故有此愿。这表明昙戒的门人已经觉得和尚愿生兜率很奇怪了，昙戒的回答也不够坚决，若是当初没有和道安一起发誓，他也许就会改变主意，这足以说明当时的风气已经变了，愿生西方成为社会的主流习俗。尽管至唐时仍有一些高僧如玄奘、窥基等期生兜率，但无法改变社会风气，唐五代后弥勒净土已经近乎绝迹了。

　　弥勒净土影响的衰减并不意味着弥勒信仰的衰减，事实上弥勒信仰一直在发展，只是从上层转入民间，从弥勒上生信仰转为下生信仰。弥勒净土信仰其实的上生信仰，即信奉在又缺乏亲切感，唯高僧罗汉可于定中见之，俗人则不可稍近。高渺遥远的兜率天宫与世间联系太少，也就无法让普通信徒产生归属感。

　　天宫遥隔，欲近无缘，就只有让弥勒下生以解脱众生了。中土信众对与弥勒下生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其上生的关注，不仅多次翻译下生经，还编造了许多有关的伪经。经称弥勒下生之后于龙华树下悟道成佛，并于此设三次法会度人，第一次度96亿人，第二次度94亿人，第三次度92亿人，称为“龙华三会”，而且下生之国土地平净，七宝具足，花果美妙，天气晴和，快乐安稳，人寿长久。因而世人期待弥勒下生的愿望是如此之迫切，以至完全不顾及佛经关于佛灭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才能下生的说法了，只想早日见到弥勒，获得度脱。

　　世人期待弥勒降生的真诚愿望固然推进了弥勒信仰的普及，但也容易被极少数不良分子利用，使之成为邪教的工具；南北朝以来便有不少人打着弥勒的旗号掀起暴乱，杀人放火，为害多端，这不仅败坏了佛教的形象，还使佛教本身受到以“新佛”为号的邪教的直接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以弥勒下生相标榜的邪教多以白衣长发的面目出现。如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汾州等地冯宜都、贺悦回成等惑众作逆，“服素衣，持白伞白幡”，隋大业六年（610）“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唐玄宗开元三年（715）下诏称“比者白衣长发，假托弥勒卜生，因此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诈云佛说”，这表明白衣长发已经成为当时认可的弥勒的新形象。

　　弥勒的形象但是如何从相好具足、金身灿烂的佛相变为白衣长发的古怪模样的呢？白衣不仅仅是尚白的表现，而是在家居士的表征，从其留发更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任何现存的东西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弥勒的新形象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编造，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阿含经》中，弥勒的身份并不是固定的，有时是比丘，有时是菩萨，而早期的菩萨其实多指白衣居士。在《弥勒上生经》中，佛弟子优波离便指责弥勒未断诸漏，实为凡夫，“其人今者虽复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这表明弥勒似乎未得阿罗汉果，不像是一个严格的出家僧人。

　　正是由于弥勒有可能是一个在家居士，才为后世俗人自称弥勒化身提供了条件，梁朝著名居士傅大士便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代表。傅弘，或名傅翕，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即弥勒的化身，颇显异迹，煽惑道俗，朝野倾动，远近归心，其弟子代其烧身者多人。傅大士不仅令时人为之发狂，还使后世台禅诸宗竞相拉拢，或其果有过人之处，然而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却是极不良的，不仅给迷其说教、自戗身体者带来了严重的身心伤害，还助长了以自残为功德的恶俗，败坏了佛教的形象，贻毁佛者以口实。

　　傅大士的形象是不是“白衣长发”的直接来源不得而知，然而不论是为官方和正统佛教所推许的傅大士还是遭到他们极力反对的谋乱者，都不符合佛教的教义和戒规，不代表佛教发展的正途，尽管二者一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却终究未能成为弥勒形象的正宗。

　　弥勒下生与白衣弥勒除了经典与历史的根据之外，还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弥勒的民间化与现实化。弥勒从天公下临世俗，表明佛教从上层向下层渗透，体现了佛教化导世俗、干预人生的现实意义。白衣弥勒拉近了诸佛与俗人的距离，增强了双方的亲合力。通过弥勒形象的世俗化，使得弥勒信仰获得更为广泛的影响，产生了雄厚的群众基础，这可谓弥勒世俗化的正面效应。

　　作为兜率天主的弥勒高贵而冷漠，作为白衣居士的弥勒可亲而庸俗，这两种过于极端的形象都不可能获得普遍的支持，产生长久的影响，五代僧人契此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契此，后梁僧人，《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皆有传，然都有述不详。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此类游方僧人大多居无定所其行事自然难以尽知，他们身上又大都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性既是他们保身的手段，又是鼓动士俗、获取衣食的方便法门，因此他们多乐于保持神秘，不愿为世所知。

　　佛教反对执着，故奉行头陀行，游行四方，不定居一处，以免产生留恋之心，这一习惯也传入中国，故沙门“不三宿桑下”。后来随着创立宗派的需要、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官方加强控制的要求，一批僧人开始定居寺宇，接受官方及民间的布施，他们逐渐成为佛教的上层，大多采取与官方合作的态度，其独立性、出世性自然受到影响。然而寺院数量有限，官方承认的获得正是出家资格的僧人不多，不可能容纳实际出家的众多的僧人，他们大都成为散居民间的游方僧人。

　　游方僧人居无定所，食无常处，生活以来于民间的布施，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民间立场。晚唐五代的游方僧人多与禅宗有关，禅宗以大迦叶为始祖，奉行头陀行，直到四祖、五祖定居山寺，但仍然坚持不与官方合作的民间立场，神秀北宗一度成为官禅，但总体上讲，禅宗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民间立场。后期禅宗强调游方参禅，而晚唐以后禅宗成为势力最大、人数最多的佛教宗派，他们居则禅堂，行则四方，使得禅宗与游方僧人难以分限，共同构成代表佛教本来风格与在野立场的主流部分。

　　契此是一个典型的下层游方僧人，他“不详氏族”，这是私度僧的特征，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出家，不愿让人知其出身。“形裁蹙皤腹”，这种丑陋的外形暗示了其身份与地位的低下。“言语无桓，寝卧随处”，说明他可能没有受过正规的佛教教育，不习惯于用经论说法，而且没有固定的居所。“常以杖荷布囊入缠肆，见物则乞，至于酱鱼，才接入口，分少许入布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这是头陀乞食的特征。印度佛教主张头陀乞食，挨户求取，不得挑素捡荤，而下层的游方僧人也没有条件选择素食，只能是要到什么算什么，这也不算犯戒，他携带的布袋显然是备不时之需。他还能“示人凶吉”，预报天气，旱时穿高齿木屐，涝室著湿草鞋，冬卧雪中，却不沾片雪。

　　契此这样的其貌不扬、地位不高的下层游方僧人却被后世奉为弥勒的化身，似乎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这并不只是因为他在临终之前口诵一首“弥勒真弥勒”的偈语，也不只是因为他显示了非同寻常的异迹。假如只是由于自称弥勒便受尊奉，那么先契此的异常自称弥勒者不计其数。如果只是凭借神异惑众，那么此类的“异僧”很多，其显示的奇迹远远超过了契此所示。为什么前代异僧没有成为众人认可并尊奉的弥勒化身呢？

　　契此作为一个典型的下层游方僧人代表了佛教界事实上的主流，拥有十分广泛的基础。他既是一个出家人，同时又没有正是的官方认可的僧人身份，使他不得不混迹于市井民间，经常与最底层的百姓交往，这就决定了他一方面是出世的，一方面又是在世的，一方面超越，一方面现实。天上的弥勒高贵而不可亲，白衣长发的假弥勒行事猥琐、五欲炽盛，难以生敬，且多为不法，亦不可从之，契此既是出家僧人，又是寻常可见的“俗人”，处在中道的位置，适应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需要。契此的行迹亦近中道，他一方面求食鱼肉，似乎不大固守中土流行的戒律，但这本身又是印度的头陀行所允许的，并不犯戒，或者说是并未真正破戒，这恰好符合了人们既想要自由、又不愿违背道德的心理需要。他确实显示了神异，但又不明言惑众，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暗示，他的神异似有似无，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看似平常，实不平常。他也从不依靠神异为个人谋取利益，一直保持艰苦平凡的本色。他虽然临终有一首关于弥勒分身无数、常在人间的偈语，却至死也不明言自己就是弥勒的化身，更未借此大言惑众，倾动道俗。总之，契此一直保持着中道平常的风格，不行极端，不露锋芒，于淡泊自然之中显示了他极不平凡的内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后世趋之若鹜、竞相奉拜的重要原因。

　　契此既出世、又在世，既神奇、又平常的风格不仅吸引了民间众生，还逐渐受到官方的尊崇，契此在宋代便被封为“定应大师”，得到官方的承认，因为官方一方面想利用神异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又特别害怕有人利用神异惑众，契此虽有神迹，却不明示，从不利用神异自利，更未以此煽惑大众，谋求不法，这是官方承认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契此既受到官方民间共同的尊崇与信仰，其影响自然越来越大，其形象成为后世弥勒的蓝本。后世弥勒形象虽然以契此的相貌为本，但又融入了新的创造，如他不仅肚大如鼓，还善于诙谐，笑口常开，这已经不是契此的原貌了。矮身大肚、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形象后来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也是男女老幼都喜欢的形象。

　　弥勒形象的定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凝聚了中国人自己对佛的理想，体现了中国先民可贵的创造精神与美好愿望。矮身大肚是弥勒佛最为突出的特征，俗称大肚弥勒佛，这里面自然有契此原型的影响，因为传说契此就是一个矮胖子，但其中还有更深的寓意。矮与胖是相应的，弥勒的矮就是为了突出其胖，更能衬托其硕大无比的肚子。契此的形象不佳：“蹙皤腹”本是为了说明其丑拙，借此表明其平民百姓，并抵消佛必庄严长大的旧观念。而弥勒的大肚更是为了强调其宽容、包容的特征，体现了宽广的胸怀和无所不容的气度，也体现了吸纳一切、消化一切的精神。

　　弥勒的大肚已经摆脱了其原型的意义，变得更富有象征性。它一方面体现了佛教的宽容精神和佛的博大胸怀，一方面又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善于吸收、消化与理解外来文化的特性，恰好表达了两种精神与两种文化的合而为一。夸张而裸露的大肚一方面或许与印度僧人偏袒右肩的习俗有关，更重要的是体现其坦诚、自然、无拘无束的风格，也更接近下层生活，更具有亲切感，而这种袒露又是节制了，并未产生放浪的感觉，只是增加了一种有趣与好玩、让人喜爱的感觉而已。弥勒的胖肚还有一种多福的寓意，中国人以发胖为发福，长期的短缺经济历史造成了人们以胖为美、以胖为富的心理，特别是对衣食不继、难得一饱的下层人民（包括契此这样的游方僧人）来说，胖就意味着活得好，就意味着健康与幸福，这种寓意只能是中国百姓美好愿望的体现，与印度佛教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弥勒另外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笑口常开，这一特征不见于有关契此的记载，当属后加。以往的佛像大都是庄严肃静的，即便是笑，也只能是略含笑意的微笑，让佛夸张的开口大笑，既不见经论，又不合情理，因为这样似乎有损佛的尊严，那么为什么让弥勒异乎寻常的张嘴大笑呢？其实矮身大肚与笑口大开是完全相应的，试想假如让袒胸露腹的弥勒一脸严肃，故示庄严，又该是多么滑稽可笑！而且这样有损弥勒的平民形象，减少其亲切感。常说开怀大笑，开怀与大笑正是相应的、和谐的，构成一个心宽体胖、和谐可亲的整体形象。弥勒的笑首先是乐观的笑，佛离一切烦恼，无忧无虑，无念无求，出离苦海，心常安适，自有涅槃妙乐，学佛者深明缘起，了知因果，得失随缘，心不增减，安时处顺，乐天知命，虽处浊世，自然常乐，而从儒家的角度言，君子坦荡，仁者无忧，贫而乐，困而歌，虽处艰难困苦之中，不改乐观旷达本色，故亦常乐。因此弥勒的乐观同样是释儒中印两种乐观精神的合一。

　　弥勒的笑还是幽默与诙谐的笑，是揶揄与善意嘲讽的笑。都说中国人缺少幽默感，弥勒的形象难道不是最富有幽默和漫画色彩的典型吗？世人总是有可笑的一面，溺于利欲，惑于声色，自以为是，卖弄聪明却又弄巧成拙，以害人始而又以自害终。弥勒的笑时时提示警醒世人，不要做一个可笑的人，要改正自己的缺点，尽可能成为一个纯粹完美的人。

　　弥勒的形象寓神奇于平淡，示美好于丑拙，显庄严于诙谐，现慈悲于揶揄，在世间而出世间，俗而雅，穷而达，不言而化，不行而成，不废两边而自然中道。这一形象代表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印文化融合的结晶，更是中国历代人民集体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体现。大肚弥勒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标志，也是中国民族性格的化身，还是中国佛教的形象代言人。

　　弥勒的形象在中国经历了金身弥勒、白衣弥勒、大肚弥勒三个阶段，最后定型为大肚弥勒。这表明中国人既不喜欢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真佛，也不甘心承认庸俗堕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佛，真正喜欢的是处于中道位置的高贵而平凡、庄严而亲切的可近可仰的世间佛。中国的文化土壤难以产生和接受纯粹的宗教，也不适合极端的邪教生长发育，这种中庸特质一方面可能体现出通过融合而产生的高度创造性的成果，也可能导致由于抹杀了外来文化的本质而带来的不伦不类和普遍平庸，既会产生中国禅宗这样的伟大创造，也会促生“大乘教”之类的怪胎，既有大肚弥勒这样的博人、宽厚、乐观的形象，又有白衣弥勒之类的妖妄、迷信、邪僻的异类。如何发扬民族精神的优点，限制并铲除邪教与迷信孳生的土壤，已经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种条件下，加强对弥勒的研究，弘扬大肚弥勒所体现的优秀民族精神，就是一件非常富有意义的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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