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运动：重寻古典智慧——王财贵博士访谈录

　　“读经”，又称“经典诵读”。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王财贵教授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倡导教育从读经开始，主张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提升文化修养，以健全的人格、道德和智慧投身于社会。“读经”教育一经倡导，便在台湾得到广泛的响应。后经南怀瑾、杨振宁等诸多有识之士的倡导和推动，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乃至北美、东南亚华人社会均开展了儿童读经活动。6年来，台湾已有100多万儿童诵读经典,香港也有上万名少年儿童在学习中受益。据统计，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万儿童先后投身其中，受其影响的成年人超过600万人，武汉、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现青少年读经热。

　　日前，儿童读经的首倡者王财贵博士来深圳演讲,本刊记者采访了他。

　　时间：2001年8月23日上午地点：深圳南油酒店804房间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在采访之前，我们曾经收集和了解了一些关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青少年读经情况的报道。我们看到，由于您的首创，越来越多的华语地区的青少年儿童正受到“读经”运动的影响，我们想知道，读经的“经”所指的是怎样一个范畴？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王财贵（以下简称王）：经就是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

　　人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典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逐步筛选出来的宝贵典籍，这种数千年筛选是需要巨大成本的，但它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假如我们重新开始筛选，那么即使运气好的话，恐怕多半也要读破万卷之后才可能明白什么书最好，那时候我们的头发可能也白了，还谈什么读经？我们优选诵读内容，一开始就集中精力诵读最经典的文献，就会使文化重演达到最经济、最科学的效果。

　　记：您倡导儿童读经，足迹遍及世界华语地区，到处作义务演讲，无疑已经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事业。我想，这肯定已经不是一个让少年儿童读什么书的问题，也肯定不仅仅是教材改革层面的问题。您应该有一个更为统一和完整的想法，对吗？

　　王：是这样。我们认为，诵读经典是一种科学、经济的文化遗传方式。由于遗传包含或者推动着创新，诵读经典同时也就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方式，儿童诵读经典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我们的这种看法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

　　依据生物重演律的假设，儿童会重演人类发展的历史，包括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人类的文明靠语言文字交流、记录、传承、更新，最初只是口头语言，并没有书面语言。由于没有书，口头语言将生产生活的经验、知识传承下来的方式，就是靠背诵。比如各民族的古代史诗，最初都是口头创作、口头传诵的，那需要极好的记忆力。可见初民首先要锻炼记忆力。这种能力在孩子身上得到重演，小孩子记忆力比大人好，因为刚开始学习讲话的小孩子相当于处在口头语言时代的初民，是创造、学习、锻炼口头语言的最好阶段，他们大量重复地使用口头语言，并在重复使用中锻炼口头语言能力、记忆口头语言和其中的文化内容。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那就是儿童能够成为承接文化遗传的最好的载体。

　　南怀瑾先生曾经提出，要创建“中国断层文化重整工程”，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个工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少年儿童中倡导读经运动。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一代人身上出现了断层，这一点在台湾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倡导“读经”教育，即是希望儿童在其性向纯净之时，及早选取传统中有高尚意义的文化教材以教养之。当然，教育是一个春风化雨、日积月累的过程。经典是最高的智慧，是圣贤之言，是民族文化精髓的结晶，诵读经典可以将智慧和德性融为一体，通过口诵心思，日积月累，来完成个人文化道德修养的积累和提升。

　　我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曾经说，从人性的根源、教化的核心来说，教育的这种革新是当务之急，是“固本培元”的工作，虽然收效在十年百年之外，但“今日不做，必贻明日之悔”。

　　记：您最早产生这个念头的动因是什么？它与您曾经在台中从事国小教育有关吗？或者说是您对台湾教育现状的反思促使您产生这一念头的吗？

　　王：产生这个念头很早，那时我在台中逢甲国小任教，我做过这方面的实验。第二次则是在10年前，对自己的四个小孩进行这方面的实验，有个好朋友也把女儿送来一起学。实验证明，孩子没有透过现行的先理解再记忆的启发式教学，只凭着古文的音律之美来背诵，兴趣并没有减低，而且经过一年半载，对文字的敏锐度和鉴赏力都提高了。

　　记：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台湾的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问题，一些有责任感的学者对目前的语文教材感到不满和担心问题，等等。我们想知道，您身体力行地倡导儿童读经，同这些有关系吗？

　　王：在台湾的确有许多学者对台湾目前的教育现状和趋势感到担忧。我们把目前的这种趋势叫“去中国化”的倾向，就是渐渐远离文化传统的影响，割断同文化母体的联系，教材也越改越简陋，缺少文化的内涵和对心灵的陶冶，只有知识的、技能的训练，重视了科技方面的教育，但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教育。

　　我在各地的讲演中多次说，“成人”之所以是成人，不仅仅是身体的长大，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长大，具有相应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和思想的内涵，否则，无异于侏儒，一种文化的侏儒。现在，我们放眼望去，这样的侏儒实在太多了。试想想，中华民族的子孙连反映自己祖先文化成就的书一本也没看过，甚至连打开翻翻的勇气都没有，不是文化的侏儒是什么？

　　这种文化上的侏儒症直接带来的就是道德的沦丧和良知的缺失。正如你所说，近年来台湾的教育水平在提高，高学历的人才在增加，但犯罪率却越来越高，甚至连小学生都在犯罪。每年的暑假都会有“犯罪热”，警察都要加班。我这次来大陆之前看到报道，一伙中学生深夜飙车，有人在路上拦截，竟然用刀砍死。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了我痛快”。

　　倡导儿童读经是来自对人性根源和教化核心之体察，当然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一个孩子一出生，大体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善民，后来之所以成为罪犯，是不良的教育使然。我想，普遍恢复读经的风气，从儿童期就给孩子“读经”，肯定有助于恢复国民的良知和善心，有助于社会道德水准的恢复和提升。

　　记：下面这个问题可能是一部分人的担心。因为从形式上来讲，读经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那就是它很像中国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而现代教育对旧式教育否定的重要理由就是，它的教学方式是“填鸭式”的，它的教学内容往往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它所教出来的学生有可能成为“书呆子”。当然，我们未必同意这种看法，但我们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王：教一个民族的幼苗接受其祖先的智慧的熏陶，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这个时代里推广这样的读经教育，却备受质疑与责备。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些质疑与责备中的几种。在今天让儿童读经，与过去的私塾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环境已完全不同。说“读经”教育是“填鸭”，是所谓“引喻失义”。因为我们说“读经”，是让儿童糊里糊涂把经典“背下来”，而儿童正是处于理解力糊里糊涂而记忆力相当发达的年龄段，“背书”正是他的“正经事”，他的拿手。“填鸭”，是鸭胃小，吃不下，硬填，填了不消化，现在，儿童背诵的能力强得很，好像一头有四个胃的牛，填多了，他会慢慢“反刍”。所谓厚积薄发就是这个道理，背了很多的经典，也许在眼前是没用的，但有一天，这些经典的力量就会发散出来，有利于他们成就学业和专门的研究。至于说会成为书呆子，这是不可能的。过去的学生除了古文的学习就没有别的了，所以长大会成为“书呆子”和“冬烘先生”。现在不一样，资讯那么发达，读经只是很少的时间，怎么会成为“书呆子”？

　　倒是现在的语文课很成问题。就那么几篇文章，又没有几篇经典，分析来分析去，要分析一学期，归纳起来不外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技巧、修辞手法等等这一套，有人戏称为“文章八股”，但是居然要作为标准答案考。既然是标准答案，又要考，自然就需要背诵了，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博士生，文科一直大量地背诵这些东西。过去，我们有篇小学的课文是这样的：“喔喔喔，我们上学去；叮当叮我们放学回。”就这样一直“喔喔喔”和“叮当叮”下去，我们上完小学，又上完大学，到研究生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母语还是学不好，文章写不出来，毕业论文学位论文急得团团转，经典文献在哪里找不到，因为平时尽看二流三流资料了。

　　记：“读经”这个词给人的另一个联想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论争。当时有许多文化巨擘是反对读经的。比如，鲁迅和胡适之先生就反对读经。一位当时的学者给青年人开书目单，鲁迅就曾经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嘲笑。这虽然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但我想，您不可能不对此作反思和关注，因此我们仍然想知道您对此的看法。

　　王：五四时期许多文人之所以持“反传统”的心态，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关的。虽有合理的一面，但今天看来仍然偏激。本来，“反传统”，如果是“反省传统”，则是表示一个民族的要求进步，这是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常要做的事。但“反传统”如果变成是无条件的“反对传统”，乃至于必须“消灭传统”才甘心，那就不同了。“消灭传统”只能使一切传统的传承汲取皆失其根源。如果说昨天是从“根”拔起，那么今天我们推广诵读经典即是要从“根”救起。

　　记：我们注意到台湾媒体对您的称谓，“新儒家”学者。著名的文化学者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先生在谈到世界文明古国衰落的原因时有一个观点，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重蹈古埃及和古罗马的覆辙，一个重要原因是儒家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想问的是，您倡导读经运动，主张复兴儒家文化，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维护民族团结一统这样一种愿望有关吗？

　　王：我完全同意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先生的观点。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团结一统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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