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思想的现代意义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是佛教报恩思想的标志。知恩报恩的思想，是佛教传统伦理思想的代表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最值得提倡的伦理道德思想之一。中国人一直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说法，就是说受惠于他人，就应该回报，而且不仅是要以恩还恩，还要以十倍甚至更多更好的回报去报答别人的恩惠。所以到了清代的时候，“报恩于十”的思想被教育家朱用纯收录于家庭教科书《增广贤文·朱子家训》里面，成为封建社会用来教子醒世的重要思想。

　　佛教的报恩思想

　　佛教的报恩思想出现很早，在佛教创立之后就已有之。佛教经典《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七记载，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诫弟子“彼野狐者，疥疮所困，是故鸣唤。若能有人为彼野狐治疥疮者，野狐必当知恩报恩。而今有一愚痴之人，无有知恩报恩。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知恩报恩。其有小恩尚报，终不忘失，况复大恩？”

　　佛教是一个讲平等的宗教，佛教所说的众生之中，不仅包含了有情感的人与动物，还包括了像草、石等物种。释迦牟尼佛教导弟子们不仅要善待每一个人，就连动物也要善待。野狐生疥疮，疼痛难忍，发出求救的声音，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时我们就要伸出援手，去救它一把。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你救了别人就会得到好报，毕竟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命体之一。佛教有“缘起”理论，是说整个世界都存在着“此有故彼有”和“此生故彼生”的缘起关系，这就表明了众生之间都是一个相互的缘生之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界都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报恩思想也是一个相互依赖而缘起待生的关系。

　　佛教报恩思想的中国化

　　佛教的报恩思想传入我国以后，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报恩思想相结合，有了更多更广的意义。中国社会是一个受儒家伦理思想指导的社会，印度佛教中平等报恩的理论被中国人接受，但是佛教要人剃除须发，不娶妻生子，不能传宗接代，这在中国人看来，违背了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出家独身是佛教僧人最根本的原则，这是不可更改的，佛教为了能够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相结合，于是从人生更广大的意义方面作了新的解释。东晋慧远就提出，在家的人，生活享受都是来自于有生育之恩的父母，尊敬王侯。出家之人以身体为患累，对生命延续不求奢望，只追求涅槃境界，是“方外之宾”，不必顺极王化。同时沙门落发，起誓，袒服，表明了为拯救俗界众生，开发人之天道，同样也是协助王化顺民。所以僧人内行天之道，志孝同用，外不奉主，并不失敬。“内外之道可合”，殊途同归。

　　虽然佛教从更广的人生角度对孝道思想作了新解，但还是不能回答儒家提出的传衍生命、继续血脉的责难，于是中国佛教界在承认人类共有之天性的孝道前提下，将报恩思想作为佛教孝道思想的最重要内容而加以强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佛教界编纂了《父母恩重报恩经》，并把这部经典刻在石碑上面，再用画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将佛教知恩图报的思想与儒家的孝道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佛教特有的报恩思想。同时佛教的盂兰盆节就是专门为故逝的亲人而举行的追荐仪式，让逝世的亲人能够享知后人对他的纪念与追思。

　　报恩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民间，深入人心。例如佛教僧人在寺庙讲解这部经典，朝廷对僧人进行考试，此经也成为必考内容之一。敬佛就是报恩知孝，已经成为中国佛教僧人的理念，明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憨山德清提出“知恩报恩，即是慈父之孝子矣”，教导人“既秉如是行愿，二六时中，念念谛思（《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八）”。禅宗以佛心为智，号称佛心宗，清代竺峰法师说得更加直白：“以佛事为心，则尽孝报恩统在是矣。”竺峰法师为了佛心之孝而颇感吃力，感慨万端，自认对此“握管心酸，笔舌难罄，贤昆玉（即竺峰名字）最（重视）之（《竺峰敏禅师》语录卷之五）”。总之，孝道与佛教已经融为一体，进而发展起来的报恩思想，则成为我国佛教思想中最有生命力和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

　　佛教的报恩思想发展成熟，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佛教徒将其构成了“报四恩”的体系。所谓“报四恩”，是指“一父母恩，二师长恩，三国王恩，四施主恩”。也有的经典说是“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主恩，四三宝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虽然名称有所不同，但是其实质都是旨在强调要尽孝还报于家庭和整个社会以及国家。四恩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佛教的平等思想，正如佛经所说：“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父母者，父有慈恩，母有悲恩。若我住世，一劫说不能尽。二众生恩者，无始已来，一切众生，轮转五道，互为父母，各有大恩故。三国王恩者，福德最胜，虽生人间，得大自在。三十三天，常以其力，护持国界，山河大地尽属国王。是故，大圣王以正法化，能使众生，悉皆安乐。”此外，报恩思想与佛家所说的慈悲理念也有重要的关系，慈能拔苦，悲能与乐，以慈悲的心情去善待所有人，相互施恩，各得其所，让众生都能快乐平安地生活。

　　知恩报恩的思想，也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矛盾最终可以化解，因为你理解了别人的想法，同意别人的想法，也就对别人有恩，那么你自己也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别人也会报恩于你。所以恩怨之间可以转化，报恩是化解怨结的重要手段。

　　报四恩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宋代非常重视儒家伦理，在政治制度上强调尊卑有序，四恩思想有助于统治者对国家的管理，保证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得到统治者的肯定与提倡。佛教把建立功德的活动看作是种福田的事业，父母则是最大的福田，孝敬父母，内以清净，外当尽孝，是佛教徒的当然义务与责任。佛教戒律规定，“佛言：从今听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又云：我听五处纵极破戒，应供养所谓父母、亲教师（受业和尚也）、轨范师，及病人。又云：出家人，于父母应供养供给……若常乞食亦与己所满腹食内，应取其半，济其父母”（《弥沙塞律》）。孝敬父母与报恩理念的结合，使佛教在中国社会中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宋代专制统治的时代，报国主恩的思想被突显出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制度下，佛教强调“王者民之父母，以法摄护众生，令安乐故”（《萨遮经》），“又佛法付嘱国王大臣故，常须系心祝愿也”（《西域记》）。佛教界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得到了强化，君王是人王，而“人王为一切众生安乐之本。在家出家精心道捡，皆依正国，而得住持，演化流布。若无王力，功行不成，法灭无余，况能利济？是故，所修一切功德，六分之一，常属国王。愿王福山，崇固难坏”（《释氏要览》）。这里指出了“王力”对佛教的保护作用，没有国王，就没有佛法的传播，佛教界人士只能把神权交给皇权来领导，报国恩成为中国佛教界在专制社会里的必然之路，很多佛教寺院都以“报恩”为寺额，以此来报还国家对佛教的支持。

　　佛教之所以把报三宝恩单独提出作为报四恩之一，就是因为佛陀创立了佛教，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给了佛教徒生活指导，使他们一生有了精神的归宿。僧人出家，不要小家而为大家，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愿，付出常人难忍的痛苦，他们无私无怨的高尚行为，以及他们为众生带来的福祉，不仅应该受到众生的尊重，而且还应该对他们进行报恩。

　　民国时期是我国佛教的转型时代，这时社会形态已经由家天下转变为公天下了，佛教的报恩思想也在这个新时代开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当时有人撰写文章《佛教与爱国》 （《佛学半月刊》，第二十五期，1930年），比较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提出了报恩思想即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转变，代表了当时佛教徒对报恩思想的新解。众所周知，民国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内战争不止，军阀割据，外有日本军队的侵略，百姓民不聊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每一个充满爱国心的人，都要在这时挺身而出。作为佛教徒，报国恩与报父母恩显得一样重要，只有国家好了，才有父母的好生活，才有众生的好日子，才有佛教的好前景，这就是“在一爱国主义之报国主恩内，可以兼摄父母、众生、三宝之三恩，则一言爱国而四恩总报矣”。
 

　　报恩思想的现代意义

　　历史把我们带入了新的世纪。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大家在平等制度下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党和国家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没有现在佛教界的蓬勃发展。所以报国家恩的前提是要相信党和政府，热爱祖国，然后才是坚持信仰，报答佛恩。报国家恩是佛教徒爱国爱教行为的具体体现，也是佛教对国家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佛教思想在当今中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现代意义。

　　虽然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已经非常充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一改而新，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但是我们仍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上仍然还有暴力与犯罪，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各种纷争，我们并没有因过着富足的生活而得到解脱。特别是现代社会转型与思想的混乱，传统思想对人们的生活所起到的指导作用正在消减，社会秩序与家庭伦理也受到了挑战，不和谐的现象还时时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强调知恩报恩的思想，推广报恩的理念，宣传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扶持弱者、照顾孤寡、保护儿童，培养爱心之精神，使之成为社会的风气。知恩报恩的思想，是予人方便就是予己方便的思想，这需要从小事做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提供方便，报众生恩思想深入人心，和谐社会就能到来。推广报恩思想，就是让佛教的理念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更大，这也是佛教思想在当代社会契理契机的运用。佛教界人士做好和推广这项工作，那么三宝的地位将会得到更好的巩固。

　　今天，崛起的中国正在焕发活力，传统的报恩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进行延伸，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也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再次显示了其重要性，知恩报恩的思想将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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