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佛教丛谈

北京佛教丛谈

佛教是怎样传到北京来的

佛教传入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佛教正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后汉书·楚干英传》载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足乎?”’于足明帝派人到西方求法，十年后归，中国从此有了佛法。

但《后汉书·楚壬英传》又载：“(永乎)八年(六五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遗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诸国相曰：‘托在藩辅，过恶积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经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既然当时楚王英巳供养着“伊蒲塞桑门”，就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并非在所谓明帝遣使求法之后。此外，汉明帝为人残暴骄矜，“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常以事怒郎药菘，以杖撞之。”明帝以天子之尊，竟有动手打人之事，可见其暴。但他又经常做出儒雅岸然之态，端坐太学，令“诸儒执经问难如前”；并曾亲自做“五行章句”，令桓郁校定。明帝对桓郁说：“‘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子者商也。’又问郁曰：‘子几人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学，孤兄子一人学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可见汉明帝不仅白比孔子，而且还以孔子道统继承者自居。《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明帝既尊孔孟之道，怎么会派人到外域求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1962年的《文汇报》上发表过文章，这里不多说了。

上面提到的楚于英，足汉明帝的亲弟弟，在当时的王公贵族中最先信仰佛教。永平十三年(70年)，有人告发楚于英谋反，“楚狱”由此大兴，牵连数千人。但因明帝与楚王英兄弟之情甚厚，楚王英虽被充军丹阳郡泾县(今安徽省宣城县)，仍“赐汤沐邑五百户”，他供养的佛徒，也获准同往。楚王英的待遇，使佛教由洛阳传播到中国东部的丹阳。最近，在古丹阳以东的江苏海州，发现古代遗留的佛教摩崖造像，经专家鉴定为后汉遗物。这可能就是楚王英当年传播佛教的成果。《后汉书·西域传》载：“楚王英始信其术，  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随转盛。”这大抵说明了佛教最初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三国时徐州牧陶谦部下有个名叫笮融的督粮官，丹阳人，足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曾在徐州修建了一座可容三千人的大庙，并在一次“浴佛节”中对万余佛教徒布斋。从丹阳到海州，要经过徐州。海州与徐州，一处发现了当年的佛教造像，一处曾有过上万佛徒的聚会。这些都说明，后汉三国时期，丹阳一带已是中国传播佛教的基地之一。

此外后汉桓帝时，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从安息(今伊朗)来到中国。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安世高在洛阳翻译了很多佛经，其中大部分一直保存至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直至魏明帝时代的百余年里，洛阳的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其时，王宫旁就有一座佛寺，明帝嫌吵闹，但并不简单地一毁了事，而是妥善地将它迁往别处，并在原寺址修建了一座有佛家意味的莲花池。

徐州和洛阳二地到北京的距离相似，一东一西，佛教可能就是从这两个方向传人北京的。时间当在晋代以前。潭柘寺是北京最早的佛寺，建于晋朝，到这时，北京的佛教已经相当的发展了。

大藏经和房山石刻

1962年，齐燕铭同志曾邀请汤用彤、陈垣等学术界人士，研究整理编《中华大藏经》，现在中央指示要整理古籍，《大藏经》也是其中一部。要重编《大藏经》，必须选择好的底本。古人为了保存佛经，把经文刻在石板上。北京房山县石经山就保存着大量石刻佛经。房山佛经自隋末始刻，至明末才终止，前后千年之久。这是我国文化的珍藏。最初发起刻经的静琬法师，主持刻成《法华经》等12部石经。我曾用房山的石刻《法华经·方便品》与梁朝法云法师所着的《法华经义记》核对过，发现石经经文与法云所引经文完全一致。可见石经足我国现在保留下来的最古、也是最可靠的佛经版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中国佛教协会自1956年以后逐渐将它全部拓印下来，现在还在整理之中。我们还从辽刻石经中的千字文编号上，发现《契丹藏》刻本。《契丹藏》依据北宋《开宝藏》刻成，最接近于《开宝藏》的原本。《契丹藏》共579帙，每帙10卷，计5790卷。

现在国内外流行的《大藏经》，是日本大正年间编的《大正藏》，《大正藏》的底本是《高丽藏》。以《高丽藏》为底本的日本《大正藏》，质量不低，但它的校对、标点，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要编印《大藏经》，有房山石经这样可靠的底本，又可以参考《高丽藏》以及《赵城金藏》等珍贵古本刻经，因此，我们有条件编印高质量的《大藏经》。

关于《赵城金藏》，现在人们常常提及。这部《金藏》原存山西赵城的广胜寺。1942年春，日本侵略者曾打算劫走运批宝贵的文物。当地党委接到上级抢救经卷的指示后，立即组织群众，调动军队全力保护抢运出境。据当时广胜寺的住持力空法师告诉我，因抢运经卷，八路军与敌人发生战斗，有八个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但又有人回忆说：《赵城金藏》是在当地党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周密的计划，依靠群众，稳妥地抢运出来的。足智取，不足武夺。1949年北京解放后，这部珍贵文物运到北京图书馆。但因《赵城金藏》从广胜寺转移出来之后，在山洞矿井里藏了几年，大都受潮发霉，有的已经揭不开了。后来，我们用棉纸将《赵城金藏》整理修补了。当这部《金藏》还在赵城时，我的一位同学曾对这部经卷进行过调查，写了一本《金藏雕印始末考》。当时，他亲眼见到的《金藏》共4951卷。佛教界为保藏这都珍贵的《金藏》做了一些工作。

《金藏》足个名叫崔法珍的女居士(后出家为尼)，以募捐所得的款项在山西刻印的，这项工作开始于1149年(皇统九年)，完成于1173年(大定十三年)，前后达二十余年。后来，又曾运到北京，在法源寺东边的圣安寺里参照北宋的《开宝藏》补刻。

此外，明建国后，曾先后在南北二京刻印过《大藏经》，分别称为《南藏》、《北藏》。清朝也刻过《大藏经》，称作《龙藏》。还有明末清初刻存于嘉兴的《嘉兴藏》。这些部为我们整理一部《大藏经》提供了优裕的条件。

元、明两代的几位奇僧

元代名臣耶律楚材，原也是个佛教徒。他的师父是万松行秀禅师。现在西四南路西侧有个“万松老人塔”，就是他的墓葬。

万松行秀是佛教支派“曹洞宗”的大师，同时也深通儒家经典。耶律楚材从万松行秀学佛三年，十分刻苦，大寒大暑亦不间断。万松行秀给耶律楚材授法名“湛然居士”，用“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教导耶律楚材。万松行秀对耶律楚材的影响足巨大的。“曹洞宗”传入日本后，也有很大影响，他们中经常有人宋北京参拜“万松老人塔”。万松行秀在中日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中，至今仍起着积极的作用。

北京西长安街旁，原有一座双塔寺，是北京居民所熟悉的古建筑。原双塔寺中有九层和七层塔各一座。九层塔足元代海云佑圣国师的墓葬；七层塔是元代可庵国师的墓葬。塔拆除后，两位法师的骨灰及一些遗物都由有关部门收存。

忽必烈即位前，手下有个名叫史天泽的元帅，对海云十分仰慕。经他的引见，海云见到忽必烈，忽必烈事之以师礼。以后，海云曾两度主持大庆寿寺(即后来的双塔寺)。海云虽身为佛门高僧，但不存门户偏见，主张尊敬儒家，保护曲阜孔庙，是见其豁达有见识。

元初的刘秉忠，原是海云、可庵的弟子。刘秉忠得海云的推荐进见忽必烈，论答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大为欣赏。及忽必烈即帝位，刘秉忠参照旧典，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套政治制度。忽必烈引以为用，下诏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召还并录用前朝旧臣和山林隐逸之士，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刘秉忠虽在忽必烈左右参与朝政，但仍着僧衣，保持僧人身份。他法名叫子聪，又曾当过书记，当时人们称他作“聪书记”。以后，刘秉忠官至光禄大大，位太保，参与中书省事。后来，忽必烈亲自下令，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女儿嫁给刘秉忠，使他还俗。刘秉忠以僧人身分参与元初大政，可算得一个特别的和尚。

明初姚广孝也足一个特别的和尚。他14岁出家，法名道衍，还曾从道士席应真学过阴阳术数。1381年(洪武十四年)以前，他住在苏州穹窿山，着有《净土简要录》等书。1382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为他的儿子们请和尚当侍从，姚广‘孝被推荐到燕王朱棣那里，很快成了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深通韬略，“靖难之役”从准备到进行，都有赖于姚广孝运筹帷幄。朱棣登基，论功以姚广孝居首，拜资善大大、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命蓄发，不肯。他上朝着朝服，退朝穿僧衣。永乐帝为他修造府第并赐二名宫人，他都推辞不受，始终住任双塔寺里。他坚持过僧人生活的态度，比刘秉忠还要坚决。除政治活动外，姚广孝还是《永乐大典》的主修人之一，并撰有《永乐大典目录》、《姚少师集》、《道余录》等着作。终时84岁。朱棣为他的丧事辍朝三日，以僧礼安葬，并迫授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

(原载《北京史苑》1983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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