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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世界级佛教精品和独具匠心的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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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佛

自2018年10月23日,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在故宫斋宫开幕一个多月以来,引来众多世界知名学者、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交流与学习。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与私人博物馆联合举办佛造像展,共展出112件精品,每一件展品都有其独特的代表性,其中最早的一件展品来自4到5世纪的后犍陀罗艺术,极为罕见。

近年来,藏传佛教艺术因其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此次展览根据西藏艺术风格的两个主要区块,即藏西艺术与藏中艺术,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斋宫南展厅,从西北印度到西藏西部,西北印度是古代南亚次大陆北部的丝路通衢,也是多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这一地区的佛教艺术融合了来自古希腊、西亚、中亚及印度的元素,影响直达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形成了藏西的艺术风格;第二单元:在斋宫的北展厅,从印度、尼泊尔到西藏中部。西藏中部艺术风格在形成过程中先后受到来自于东北印度、尼泊尔艺术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尼泊尔艺术影响持久而深入,留下了众多的艺术作品。无论藏西还是藏中艺术风格都是在汲取外来艺术风格的基础上,结合西藏本土的元素,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

为了更好地让观者近距离欣赏这些藏品,故宫与止观美术馆在布展上花费了很多心思。比如,连接南北展厅的工字廊在展厅改造时封闭成为玻璃长廊,在长廊内两侧采用了垂布,以白色和赭红色为主色调,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白色代表雪峰的颜色,观者可以联想到青藏高原的皑皑雪山;赭红色给观者传递了两个意向, 一个是僧袍的颜色,一个是寺庙外观图案的颜色,大家看到的布达拉宫,除了白色外,上面还有赭红色装饰带,去过西藏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观众穿过长廊从一个展厅到另外一个展厅,就像是穿过一个雪域高原和它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实到历史的过程。

此外,和以往雕塑展览相比,此次展览有一些创新之处。比如,通常来说,立体雕塑展览最难处理的就是灯光问题,由于展览中光源来源单一,立体雕塑在脸部和身体遮挡部分往往会留下浓重的阴影,这次展览专门聘请了国际著名灯光师,在故宫展柜外边,加了一层外板,外板的内侧窗口周围安装了一组灯箱,这个灯箱的灯光还经过柔光处理,灯光包围着整个展品,所以观者在现场能够看到展品的所有细节,不但不会刺眼,还能感受到展品古雅精致的魅力。

策展人挑选了每个时期的代表性藏品,在独立展柜中展示,或者祼展,并为它们专门设计了灯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来过故宫斋宫观看过此展览的艺术爱好者可能会发现,每一件展品的说明牌传递给观者的信息量并不多,似乎只有名称和年代产地等基本信息。细心的观者会发现,在每一个展品说明牌的下方都有相应的二维码,手机扫描二维码后,该展品的图片以及中英文说明都会完整地展示出来,观者可以拿着扫描的结果直接对着展品欣赏。另外这些文件都可以直接下载到手机上,方便观者带回去学习。

文殊菩萨

这112件参展作品,精选自故宫博物院、止观美术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藏品,以铜合金造像为主。这些藏品分别来自于古代西北印度、中印度、东北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地区,展品的时代跨度从4世纪到15世纪,展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源与流及其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逐渐流传到亚洲广大区域内,成为亚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艺术也随之传播到喜马拉雅地区,成为喜马拉雅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关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与时代特征。

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佛教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分支,被称之为“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及其艺术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分支,在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大区域内流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由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两种佛教无论是在教义、图像和艺术风格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是因为藏传佛教是属于喜马拉雅文化的一部分,与南亚次大陆、中亚和西亚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另外,藏传佛教是外来文化与西藏本土信仰结合的产物。它是多种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却始终扎根于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土壤,是南亚的佛教文化与雪域高原的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流传范围是以喜马拉雅文化区为中心,延伸至蒙古高原、横断山脉、天山南北等广大地区。

因此,如果人们想真正理解和深入解读藏传佛教艺术,则必须回归到青藏高原丝路、南亚次大陆等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在喜马拉雅文化的国际大舞台上,从中亚、西亚和南亚文化的多重影响来重新审视和研究它的起源与流变。

喜马拉雅山脉(Himalayas)位于青藏高原南端,东西绵延2450公里,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的天然边界,给山脉南北东西两侧的文化交流带来巨大的障碍。但它纵横的沟壑与河谷更像是一个个管道,将青藏高原与丝绸之路对接起来。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就现场参展作品对藏传佛教艺术风格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不少观者听后,都连称过瘾,没有想到,每一尊佛造像背后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技艺。

罗文华介绍说,两个展厅一共112件藏品,实际涵盖了两条重要路线,简单地说,对于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产生过深远且持久影响的主要有两条路线,分别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两个重要的通道:一条是古代西北印度,有来自于西北印度的艺术中心犍陀罗、斯瓦特、喀什米尔的艺术影响进入藏西的拉达克、阿里等地区,创造了独特的藏西风格;一条是东北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裂隙,将西藏中部与东北印度与尼泊尔两个重要的艺术中心相连,这是藏中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此次展览,在展品的选择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里面有几个独立展柜的展品,这些展品都是每个区域里,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展品,而且举世罕见。在第一展厅(南展厅),有一尊后期犍陀罗时期4到5世纪的佛造像“释迦牟尼佛”,材质为青铜,高44厘米,为止观美术馆(ZG1001)藏品。

 

“这是整个展厅里最重要的一尊佛像,全世界屈指可数!”罗文华讲解到,此尊为释迦牟尼佛立像,身着厚重的通肩袈裟,衣褶厚重,线条流畅柔韧而富有织物的质感。右手上举五指微分作无畏印,左臂自然下垂略有弯曲,左手持握衣角作授记印。头顶螺发,发髻高耸,面相静穆,鼻梁高挺,双目鼓突修长,鼻梁上侧分出两道弯眉,如飞燕展翅。眉间置圆形白毫,如日正中。充分表现出犍陀罗佛造像面部的典型特征。佛像背后上部尚留有突出的插孔,可知此像原本配有身光和头光,惜现已佚去。这种图像类型的铜制释迦牟尼佛立像通常被称作授记印释迦像,通常被认为兴起于贵霜王朝(55-425年)的佛教造像艺术,而在犍陀罗后期造像艺术遗存中颇为常见,像身大多配有身光和头光,装饰有紧密排列的长桃形加三点样式的光鬘,跣足下亦配以方形基座。如鲁宾博物馆藏释迦牟尼佛立像,图像志特征与此尊完全一致,然头光、背光和基座俱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海外私人收藏中也有类似的作品,然制作工艺略微逊色,面容和服饰已经和典型的犍陀罗造像风格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制作年代稍晚,大致断代在公元6-7世纪左右。此件释迦牟尼佛立像尚体现出相当鲜明的犍陀罗佛像艺术风貌,工艺水平颇高,因此制作年代可以断定在公元4-5世纪左右。另外,犍陀罗造像大多以石、泥等为主要材质,用青铜造像相对来说极为少见,因此更加凸显出此像文物价值之高。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藏品,是故宫收藏的“五方佛”。五方佛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佛教密宗里,“五方佛”是宇宙佛的象征。这五尊佛分别居世界的中、南、东、西、北五方,象征着佛法在整个世界中无所不在。毗卢佛居于世界的中心,左手的食指被右手握住,这个手印叫智拳印,他是代表宇宙中心的尊神,其它四尊佛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正方向排列。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五方佛的世界,即宇宙的象征。毗卢佛鼻梁修长,眉眼细长,面庞宽厚。头戴典型的波罗王朝晚期特点的高且尖锐的三叶冠,左侧的冠叶残断。冠叶为三角形,周边以细联珠纹装饰,中间是嵌石花枝图案。两边耳上各戴花朵。这种装饰形式从西北印度、西藏西部直到东北印度、西藏中部均十分流行。项链有两道,最外一道悬挂珠饰。双肩宽厚,腰部细收,身体健壮有力。双手于胸前施智拳印,全跏趺坐。臂钏和手镯均有华丽装饰。腰部的系裙带以一道阴线表示出来,是波罗艺术继承笈多造像特点的结果。双腿光滑,不见裙褶,下摆处厚衣纹以银线错嵌。坐垫很厚,四边嵌次宝石及珍珠,如此大面积使用嵌石装饰的作品在波罗王朝十分罕见。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半圆形台座形式。在一层层向外伸展的台座正面镂空雕出一组形象,其中最明显的是半圆形台座正面有毗卢佛的坐骑──两头狮子(立姿)。座前为圆柱环绕式的回廊,每两柱间各坐一菩萨形象,背面有莲枝圆圈8个,每个中间也各坐菩萨与供养天形象。这种带有写实倾向的台座形式可以使人联想到印度现存的大型寺庙建筑和石窟寺的回廊结构。台座下沿有一圈阴刻填黑漆梵文题记,内容包括对毗卢佛的赞词和缘起咒。这尊造像是目前所见到的波罗艺术中最精美的作品之一。截止到目前,世界上只发现两套,一套在布达拉宫,一套在故宫,这个五方佛体量不算大,但是从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来看都是相当完美的一套。

当然,112件展品对于广大观众了解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起源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此次展览展示的诸多藏品在品质和艺术水平方面均属上乘之作,其中一部分堪称是喜马拉雅造像的重器,无论是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都相当高,不仅能让广大观众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和观摩这些艺术精品,更是给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学习、研究和交流的平台。

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鉴藏家观展后纷纷表示,现场展品令他们很震撼,但是止观美术馆属于私人博物馆,故宫和止观美术馆此次合作,也是很少见的。他们认为,此次联展对藏传佛教艺术乃至喜马拉雅风格艺术的宣传和推广意义重大,并对未来私人博物馆是否有更多机会与故宫乃至世界各大博物馆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充满了期许。

故宫此次和止观美术馆合作,并不是因为其有多少藏品,而是因为其藏品的品质非常高。我们希望传达一个准确的信息,所有的展品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珍贵的记录,但是这个记录信息,一旦读起来有歧义,就不适合在这里展览,我们传达的是高品质,客观的、准确的历史年代,以及艺术上的审美。这个展览,未来会在整个中国收藏史,甚至于未来喜马拉雅艺术研究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他的立足之地。另外,我们和私人博物馆的合作是非常严肃的,程序多,原则性强,我们要让文物收藏更加科学、透明和开放。

收藏不是一个用钱来买艺术品的过程,而是不断地研究了解艺术本身的美学意义和历史意识的过程。我们和止观美术馆合作,有个象征意义,私人收藏是整个社会收藏的组成部分,不光是国家能收藏,私人也可以收藏,但是收藏必须客观、科学,真伪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这个展览的完成,对社会收藏是一个推动,同时对于社会收藏来说,也会更加规范。(文、图:米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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