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浅说

《坛经》浅说

　　黄志辉

　　《坛经》的书名，称谓不一。敦煌写本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惠昕本称《六祖坛经》，契嵩本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宗宝本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外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注》、《施法坛经》、《法宝坛经》、《坛经》等名目。本来，对佛教说来，只有释迦牟尼本人的传法记录，才能称之为“经”，而我国佛教徒将慧能的活动和讲经语录也尊称为“经”，这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据说慧能曾在法坛传法，门徒敬他如佛，便把他的法语汇集成书，称为《坛经》。

　　《坛经》的思想，基本反映了慧能的思想，又不全是慧能的思想；因为《坛经》的成书，出于慧能弟子的记录和整理。而《坛经》在长时期的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多次的增改。

　　慧能（638—713），一作惠能，俗姓卢，南海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人。幼年丧父，稍长卖柴养母度日。因听人读《金刚经》，慕名往蕲州黄海县（今属湖北省）礼拜五祖弘忍。初在寺内随众做舂米等杂役，前后八个多月。适遇五祖传授衣法，慧能文化水平很低，请人题写了与神秀针锋相对的菩提偈，为弘忍所赏识，传为六代祖。后来，他只身南下，机智地避过佛教徒内部争夺法衣的风险，毕生在韶、广二州行化，门徒很多。

　　《坛经》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任继愈、李富华说“约成书于676年”（《佛教经籍选编》），即慧能“开山”传法的仪凤元年；胡适说“其著作年代在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坛经》考之一），即神会（668或686—760）“滑台之会”，树立南宗顿教之后。至于敦煌写本的成书时间，郭朋则定在780—800年之间（《坛经校释·序言》）。由于敦煌古本久已失传，社会上广为流布的，都是宋以后可能据另一古本（未见）编修的，最重要的有北宋惠昕本（967）、北宋契嵩本（1056）和元初宗本（1291）。大体说来，敦煌写本虽宝然也不是《坛经》法海本的原本，但基本上还是慧能讲经语录的实录，比较接近慧能本人的思想。近人郭朋以日本学者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的敦煌写本——法海本《坛经》为底本，参校几个改编本酌予订正，出版了《坛经校释》，是目前比较完善的本子。

　　《坛经》的内容相当繁杂。据《坛经校释》整理，共有自然段落五十七节，约11200余字。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篇，现依次概略介绍如下：

　　上篇从第一节至第三十七节，约7000余字，记述慧能应韶州刺史韦琚之请，从曹溪至韶州城内大梵寺所进行的一次传法活动。这是全书的主体。据印顺考证，这部分写于慧能生前（《中国禅宗史》）。

　　第一节，简述传法的地点、主持人、参加人数及记录者，说明慧能由曹溪至韶州传法的缘起，显示这次传法活动的隆盛，也是《坛经》命名的依据。

　　第二节至第十一节，慧能向听众自我介绍身世和经历。

　　第十二节至第三十三节，是慧能在大梵寺的传法记录，即全书的核心部分。

　　第三十四节至第三十七节，慧能讲经之后，回答使君（即韶州刺史韦琚）提出的三个问题。

　　下篇从第三十八节至篇末，约4000余字，包括慧能平日与弟子的谈话、临终嘱咐和身后安葬等事，也可称为附篇。这部分当写于慧能寂灭之后。

　　第三十八节，总结慧能一生行化的时间、地点和门徒的总数，强调南宗以《坛经》为惟一“依约”。

　　第三十九节，概括说明南北二宗的异同。

　　第四十节至第四十七节，记述慧能平日向志诚、法达、智常、神会和十弟子传法的要点，以示南宗能广纳各宗，达于大盛。

　　第四十八节至第五十三节，记述慧能临终前的遗嘱，包括造塔辞别、预言乱法和明示传法世系三件大事，并有几篇反映南宗基本思想的偈颂，说明禅教的思想渊源。

　　第五十四节，夸述慧能灭度和埋葬时的祥异景象。

　　第五十五节，注记《坛经》的编集者和流传的情形。

　　最后两节，指出持受《坛经》的基本条件，以示高度的严肃与虔诚。

　　《坛经》反映了如下基本思想：

　　一、“自性万法”的本体论

　　“佛性”论是《坛经》首尾一贯的中心思想。“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按佛教的传统教义，过去有“佛”，将来也会有“佛”，人人都有可能成“佛”。关于这一点，《坛经》发挥得十分彻底。首先，所谓“佛性”，指的是人的“自性”。其次，没有什么此岸、彼岸、东方、西方之别。在慧能看来，宇宙的一切，都不过由“自性”幻化而成，或者说是“佛性”的表现。总之，慧能认为：人的“自性”，不仅是“佛性”和“西方”的同义语，还是最高的本体：“性含万法”，“万法自性”。《坛经》的其余各种思想，都由此衍生。

　　二、“本心般若”的认识论

　　《坛经》的认识论，以其“自性万法”的本体论为基础，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无相为体”：就是对于各种对立的“相”，“于相而离相”，做到超尘脱俗，视而不见。“无住为本”：不是“念而不住”，而是“无住一处”，这是做到“于相而离相”的基本途径。就是取消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专注于某事某物，自然既不贪恋，也不烦恼，“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无念为宗”：做到“无相”、“无住”，进一步还要“无念”，“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所以，要“境上不染”，“百物不思”，“于念而不念”，没有任何念头，也即停止一切思维活动。

　　当然，《坛经》的所谓“无相”、“无住”、“无念”，全然是针对“本心’’来说的。既然“自性”便是本体，所谓认识与智慧，也就以“自性”为限。必须“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惠”；“自心除妄”、“自性自度”；“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这是一种极端神秘的蒙昧主义和不可知主义。是要人们无知、无虑、无求、无怨，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

　　三、“自心顿悟”的方法论

　　《坛经》倡言“顿悟”成佛，是佛教修养方法的一次重大改革，体现了南宗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一大特色，也标志着我国佛教的根本性变化：一是中国化，二是简易化。慧能强调“智惠观照”，“不假文字”，就是有意放弃众多的佛教经典，不作任何考证，“直指人心”，只凭个人虔诚的主观信仰。这种高度快速的成佛途径与方法，既迎合了中下层群众寻求解脱的迫切愿望，尤其适应佛教危机以后的发展需要，因而也是南宗得以延绵不绝，最终成为佛教主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宗修行的简易化，来源于《坛经》“顿悟”成佛的理论主张。在慧能看来，既然“自性”就是本体，而“自性’’本来又是“净”的，所以众生能否成“佛”，无须外求，关键只在于“自性”的“迷”或“悟”。修养方法也极简单，就是排除“妄念”，“明心见性”。

　　自然，要“易”要“快”，仍然要“从于自心，顿现真如”；“不离自性”，才能“见性成佛”。这是“易”和((J陕”的途径与方法，也是“易”和“快”的前提。这样，就把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起来了。

　　在慧能以前，只有禅学，没有禅宗，而《坛经》则是禅宗的“宗经”。

　　佛教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宗教、哲学、道德、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美术、天文、医药诸文化领域。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自然有重大的影响。

　　不少学者正确指出：没有禅宗，就没有宋明理学。“唐代之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惠能则为此一大转折中之关键人物。”（钱穆《六祖坛经大义》）唐宋以后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固然直接采撷于佛教，他们的思想渊源，无疑都来自《坛经》。由于禅宗的心性理论揭示了不少哲学上的重大问题，留下丰富的思想资料，唯物主义者如柳宗元、刘禹锡、王夫之、戴东原等人，也不得不“出入佛教”，从中受到深刻的启示。至于《坛经》所提倡的大胆怀疑的独创精神，更为历代先进的思想家所继承。

　　《坛经》不仅是探索中国宗教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必读典籍之一，而且由于它的通俗性、形象性和流传的广泛性，还为历来许多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及文学作家所重视。

　　作为中国文化史的一块里程碑，《坛经》和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一样，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还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和应用价值。《坛经》的优秀成分，已经融合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随着我们对它认识的加深，它的精华和积极因素，经过消化和改造，还会继续被我们新文化的机体所吸收。

　　（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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