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维摩诘经》对魏晋士人的影响

浅论《维摩诘经》对魏晋士人的影响

　　果信

　　在魏晋思想界流行的般若学系列佛典中，《维摩洁经》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无疑是曾经对名土和名僧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产生过巨大影响，被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一部经典。他们研究《维摩诘经》，名土与名僧交游也免不了要把它作为清淡的话题，乃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信手拈来其中的典故，来丰富语言色彩，可见这部经在当时的普及程度。

　　《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文学篇又说，支遁与许询等人在简文帝处议论佛理，”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扦舞。“这次生动的清谈即围绕《维摩诘经》而展开。

　　同篇另载：”支道林造《即色沦》，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

　　此处“默而识之”和“既无文殊，谁能见赏”两个典故，就出自《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和主人公维摩居士的形象深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史载，东晋顾恺之善画佛像，尤以壁画着祢。传说他在瓦宫寺作维摩诘壁画曾轰动当时。法国着名汉学家戴密微指出：“《维摩诘经》无疑是少数在印度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又完全融人中国文化遗产的佛典之一。”

　　《维摩洁经》的初译是后汉严佛调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所出，和《道行般若经》几乎同时。该本久夫，三国时支谦于吴黄武年间（222～229）在建业重译，为现存最早的译本。后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维哔诘听说经》三卷，又名《不可思认解脱经》。这是二百余年间的第六译。在现存三种同本异译的经中，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从后汉到姚奏，一百八十年间出现了六个译本，此外还有删节本，竺法护有《删维摩洁经》一卷。又有合本，晋惠帝时支敏度作《合维摩诘经》五卷。和《维摩洁经》相比，在当时的般若系列经典中，还没有哪一部经受过如此的青睐，由此可见达部经受重视、受欢迎的程度。

　　一种外来佛教经典能够为广大中上土人所认同、接受、吸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之间有默契之处。《维摩诘经》创造的维摩这位在家菩萨形象，把世间当作出世间，站在大乘佛教思想的立场对佛教教义作了独特发挥。其内容适合中国的思想环境，易于调和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矛盾，可以解决当时思想界面临的难题。

　　维摩居士一方面是汲其世俗的长者，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具有贵族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他的精神生活却是彻底出世的。其思想境界远在出家菩萨之上。世间和出世间的双重人格在他身上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统一。

　　从《维摩洁经·方便品》中可以看到，他既是一位富有的长者，又能精通佛理且神通广大。在佛教义理上，他能够”深入微妙，出入智度无极“；在世俗行为上，他又能”善权方便，博人诸道“。所有在世人看来庸俗、放荡的行为，在他那里都能找到神圣、合理的解释。比如，他之所以住在毗耶离大城的闹市，乃是”欲度人故“；他虽然拥有”资产无量“，却是为了”行权道“，”救摄贫民“。他”虽为白衣，奉持沙门“，”虽偶获利，不以喜悦“，”虽有妻子，常修梵行“，”虽暇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奕戏处，辄以度人。“”人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不仅如此。他”若在长者，长者中尊为说胜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着；若在刹利，利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除其找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内宫，内宫中尊化政宫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兴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诲以胜慧；若在帝释，帝释中尊示现无常；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

　　《维摩诘经·佛国品》对于佛教理想精神王国的设计，着力强调的是，不是如何到达彼岸净土，而是怎样将凡俗秽恶之土改造成为佛国乐土。当宝积等人向佛请教到哪里去寻找佛国净土时，佛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上，随诸众生应以何国人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匝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这就是说，佛国并不是远离社会现实的彼岸世界，实际上在现实的世间就能实现。”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干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子空地也。“意思是说，如同空中楼阁不成立一样，脱离现实社会和众生实际需要的佛国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佛国净上在现实而不在彼岸，所以传统的”出家“思想也受到严重挑战。小乘佛教以”出家“为尊荣的观念已经被大乘佛教淡化”出家“与”在家“界限的观念所取代，而更加注重”出家“的本质。对于这种认识，当诸童子间：”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寸，维摩答道：”然，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就是说，衡量佛教徒的标准，已经不在于”出家“、”在家“这些外在的形式，而是在于能否具有”无利无功德“的动机和求取无上正等正觉最高真理智慧的心念。只要具备了这些品质，”在家“照样能成佛。佛教化众生的目的不是让人们都遁入空门为僧，而是教众生怎样才能将自身的现实秽土变成净上。在《菩萨品》中维摩在向持世菩萨的说法中听讲述的”无尽灯“的故事，尤能说明这种思想。住在静室中的持世菩萨不敢接受魔王波旬送来的天女诱惑，可维摩却接受了，并借机向诸天女说法，使她们明白菩萨法乐，结果渚天女不愿再回魔宫。进而，维摩接着向她们宣说了”无尽灯法门“。

　　“诸姊，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年，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如是，一菩萨开导百干众生，各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是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汝等虽住魔宫，以是无尽灯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为报佛恩，亦大饶一切众生。”表明，菩萨在现实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其智慧启迪众生、普度众生。

　　维摩居士所呈现给世人的思想行为。是他所标榜的“不二法门”思想的生动展示。这种“不二法门”思想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理论汲其相似。郭象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的“外内相冥”说。“外”即方外，指世俗世界以外的自然界，亦指清净淡泊无为的内心世界；“内”即方内。指现实的世俗客观环境。郭象说：“夫埋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一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干山林也。“意思是说，圣人总是通过游干方外而契合方内，用内心的无为来顺从名教。圣人表面上整天忙忙碌碌有为，其实内心里却是无心无为的。这种自然无为并不需要逃避尘世的生活，而完全可以在履行世俗职责的有为活动中实现。

　　郭象歪曲了庄子刻画的远离尘世，寄栖山林的神人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于。“他解释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干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之足以缨绋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圣者之不朽战！”

　　在郭象看来，正是由于人们“无形而不及神”的通病，只能看到圣人与世周旋的外表，而体会不到他内心世界的怡然自得超脱尘外无心顺有。按照他的逻辑，圣人的理想人格就是“外内相冥”。他的这套理论，无异于“不法二门”思想的玄学化翻版。

　　《维摩诘经》思想被移值到中土的时候，正是魏晋名士需要从更高的理论和精神层次上对自己“身名俱泰，仕隐兼修”的双重人生态度进行解释的时候。维摩居士的思想行为恰好迎合了东晋名士的这一普遍心态。

　　《维摩洁经》受到魏晋名士如此热衷追捧，他们所认识理解的《维摩洁经》思想是否符合维摩居士的本意呢？还旦他们曲解了维摩居士的初衷，利用了维摩居士的世俗化身形象。

　　鸠摩罗什在姚秦长安的生活际遇可以说是维摩居士形象在当时的真实写照，但是他不以为荣深以为耻，“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喻：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釆莲花，勿取臭尼也。”我们现在已不得知《维摩洁经》是否忝列在鸠摩罗什本入主观急欲翻译的佛典计划内，至少是在秦主姚兴的要求下。

　　（挑兴）每寻玩兹典，以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析出，理滞干文，常惧玄宗，堕干译人。……命大将军常山公、左将军安城侯，与义学沙门干二百人，干长安大寺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鸠摩罗什晚年在汉地常有”折翮“之叹和”哀鸾“之喻，他曾作颂赠沙门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犬。”这也许也是《维摩洁经》这部印度人乘佛典在中土真正的境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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