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镜录 源流

源流

　　据延寿「禅尊达摩，教尊贤首」这一基本思想，《宗镜录》一书在经典方面首先衣持的是《楞伽经》和《华严经》。《楞伽经》是禅宗依据的基本经典之一。该经除了阐释阿黎耶缘起和如来藏匿缘起等思想外，还论述了圣智内证的禅观修行及禅的顿渐等问题。《华严经》是华严宗所依的根本经典，其基本内容，是把现实世界看成是昆卢遮那佛的显现，宣传「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解脱论。
　　《华严经》本为华严宗所宗奉，但华严宗发展到澄观后，逐渐吸收融摄他宗的思想，如吸取天台宗「一念三千」性具说，以补充华严的性起说，把禅宗引入教法，开了禅教结合的先河。他自述禅教融合的目的，说：「造解成观，即事即行；口谈其言，心诣其理。用以心传心之旨，开示诸佛所证之门，会南北二宗之禅门，摄台衡三观之玄趣。使教合忘言之旨，心同诸佛之心。」(《华严疏钞》卷二)这一思想在他弟子宗密那里有进一步的发展。　
　　宗密虽是华严五祖，但他又是禅宗荷泽神会一派的传人，与禅门有著广泛、深刻的联系。宗密的佛学，是典型的「华严禅」为核心的禅教一致思想。他的华严教义，融合了禅学；他的禅学，也融合了华严教义。
　　宗密认为，所谓「教」，是指佛的教导；所谓「禅」，即指佛的心意。禅宗以外的各宗派，如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等，都以经论为依据进行研讨和修习，所以称之为「教」或「教家」。禅宗各派，则遵照佛意展开修习，属於「以心传心」，因而称为「禅」或「禅家」。宗密提倡禅教一致，是要把当时存在的天台、唯识、华严等教家与禅宗各派加以统一融合，如裴休所说：「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禅源诸诠集都序叙〉)而禅教一致的最高表现，乃是华严教与荷泽禅的融合。
　　在宗密「禅教一致」思想影响下，后期禅宗中的一些派系沿著「华严禅」的方向展开，把华严宗根本教义「四法界」说、「六相圆融」说、「十玄缘起」说中体现的理事圆融统一关系纳入自家体系。而真正全面继承并发展宗密学说，便是永明延寿。
　　延寿有关禅教一致的具体论证，基本上按照宗密的观点展开。在《宗镜录》中，延寿明确指出「禅尊达摩，教尊贤首」。同时又依宗密所示「三宗三教」相应之说，广泛宣传禅教一致。他写道：
　　「问：佛旨开顿渐之教，禅门分南北之宗。今此敷扬，依何宗教？答：此论见性明心，不广分宗判教，单提直入，顿悟圆修。亦不离蹄而求解脱，终不执文字而迷本宗。若依教是华严，即示一心广大之文；若依宗即达摩，直显众生心性之旨。如宗密禅师立三宗三教，和会祖教，一际融通。禅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绝无寄宗，三、直显心性宗。教三种者：一、密意依性说相教，二、密意破相说性教，三、显示真心即性教。」(《宗镜录》卷三十四)又写道：
　　「故须先约三种佛教，证三宗禅心，然后禅教双亡，佛心俱寂。俱寂则念念皆佛，无一念而非佛心；双亡则句句皆禅，无一句而非禅教。」(《宗镜录》卷三十四)
　　《宗镜录》在诠释「一心」的过程中，大量引用的是《华严经》语及华严宗义。延寿认为，《华严经》示一心广大之文，达摩宗标众生心性之旨；华严宗说一乘圆教，重重无尽，圆融无碍，这与禅宗所谓「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相到呼应。延寿说：
　　「今依《宗镜》，若约教唯依一心而说，则何教而非心？何心非教？诸经通辩，皆以一心真法界为体。」(《宗镜录》卷三十五)
　　在「一心」的前提下，禅教获得统一。延寿在他所著的《唯心决》中说：
　　「详夫心者，非真妄有无之所辩，岂文言句义之能述乎？然众圣歌咏，往哲诠量，千途异说，随顺机宜，无不指归一法而已。故《般若》唯言无二，《法华》但说一乘，《思益》平等如如，《华严》纯真法界，《圆觉》建立一切，《楞严》含里十方，《大集》染净融通，《宝积》根尘泯合，《涅槃》咸安秘藏，《净名》无非道场。统摄包含，事无不尽；笼罗该括，理无不归。」
　　在《宗镜录》中，除了引述《华严经》、《楞伽经》外，还大量引述以上诸经。与此同时，又对《起信论》以特殊重视。
　　《大乘起信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极大，其中对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更为明显。延寿重视该论，其意在用它来调和禅教。］
　　此外，本身蕴涵有禅教合一思想或可以被用于阐发禅教合一思想的经典还有《圆觉经》、《楞严经》等。
　　《圆觉经》的要点之一，是以圆觉附会灵知本觉，所以宗密有意将该经思想同神会思想融合，大力阐扬荷泽禅。宗密又认为，《圆觉经》既有华严思想，又通禅家之说，符合禅教一致的理想。如经中说：「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这种说法与华严宗圆摄一切诸法、直显本来成就的教旨相合。经中又说：「远离一切幻化虚妄……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无取无证，於实相中实无菩萨及与众生」。这种观点则与禅学中「无修无证」之说有一致之处。此外，经中还涉及三种禅法、二十五种清净定论以及四种禅病等有关禅门修行方法。同时，《圆觉经》又强调，众生本住清净觉地，当於现实社会人生中实现成佛理想，说：「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顺。於不二境，现诸净土。」又认为，一切众生具圆满灵觉，本来成佛，只因无明烦恼而有种种差别；若依「随顺觉性」，则可消融一切矛盾。这一「随顺觉性」使众生「与一切法同体平等，於诸修行实无有二」。《圆觉经》反复申述的这类调和思想，对禅宗思想的发展，理所当然产生重大影响。
　　至於《楞伽经》，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融通性。正是这种融通性，使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长盛不衰，它的作用和影响也日益扩大。该经认为，众生皆具本觉真心，此本觉真心又名「本妙圆妙明心」、「真精妙觉明性」、「菩提妙明元心」。它以此本觉真心来调和现实世界与西方净土的矛盾，圆融所谓「和合性」与「本然性」。在禅宗调和思想日渐开展的情况下，上述思想当然也很合时宜。对於《楞严经》的内容，吕沔先生也曾指出：
　　「贤家据以解缘起，台家引以说止观，禅家援以证顿超，宗密又取以通显教。宋明以来，释子谈玄，儒者辟佛，盖无不涉及《楞严》也。」(〈楞严百伪〉，见《中国哲学》第二辑，页一八五)
　　因此，《楞严》之为延寿看重，实不足为奇。早在唐代，对该经的注疏已有三家，宋以后，各类注疏便层出不穷，即现存的尚且有四十馀种，而其中属禅僧所著达十多种。
　　中唐以降，《圆觉经》和《楞严经》始终备受禅僧和士大夫的推崇，在佛经中的地位不断中升，成为参禅学的基本教材。宋代禅僧与士大夫有关禅学问题的讨论，通常以这两经为依据展开。真净克文禅师在金陵定林寺首次见到王安石，便以《圆觉经》为题展开对话，并指出《圆觉经》由於它「直示众生日用现前」，比其他经典优越，因而无须「首标时处」，只要把握了它的精神，就可获得顿悟。
　　大慧宗杲在径山时，走访张九成，也以《圆觉经》思想来开导对方。他曾在《宗门武库》中提到，照觉禅师以「真实顿悟见性法门为建立」，符合《圆觉经》和《楞严经》的基本精神。在他看来，有了《圆觉经》和《楞严经》，其他禅宗所依的经典以及祖师语录、公案等，都可以舍弃。官僚士大夫中，冯楫於早年参试时，其文章就是用《圆觉经》的思想来发挥的。而王安石归老钟山时，则对《楞严经》犹为偏爱；他所作的《楞严经疏解》，深受慧洪的称许。韩驹曾告诉宗杲，他的文章因受《圆觉》、《楞严》的启示而「词诣而理达」(《云卧纪谭》卷上)。张商英著《护法论》，除提到《楞伽经》等外，重点引证了《圆觉经》和《楞严经》。为了表示朝廷对佛教的支持，南宋孝宗皇帝还亲自以禅学注解《圆觉经》，并以此赐径山传法。
　　由此可见，《圆觉经》和《楞严经》在宋代已成为禅僧和官僚士夫禅者共同尊奉的主要经典，并成为他们相互交往的重要媒介。这里既有唐代宗密等禅师的贡献，现有永明延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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