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宋初的达摩传记

　　在中国汗牛充栋的佛教文献中，被提到的次数最多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被禅宗奉为初祖的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唐以后多写为菩提达磨，简称达摩或达磨。在历代留下的卷帙浩繁的禅宗灯史和语录中，所谓“祖师西来意”、“祖师意”、“祖师正令”、“祖师心印”等语句中的“祖师”，指的是菩提达摩。

　　按照中国禅宗所奉祖师的传承世系，有“西土”(古印度)和“东土”(中国)两大系统。西土有从佛陀的弟子大迦叶、阿难以来前后传承的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是第二十八代祖师。同时，菩提达摩又是东土的初祖，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四代，至慧能为六代祖师。自慧能以后，师徒之间传法虽不再限定一人嗣法(所谓“单传”、“正传”，“嫡传”)，然而一些著名禅师、禅派的后继世系仍可大体分辨出代数。

　　菩提达摩虽在佛教史书文献中被反复提到，然而记述他真实事迹的资料并不是很多。现存最有影响的达摩传记有唐中期至宋初陆续编撰的七种，加上《宝林传》卷八的〈达摩行教游汉土章〉是八种。至于宋代云门宗僧契嵩所撰《传法正宗记》及此后陆续出世的多种禅宗灯史中的菩提达摩传，因为多属改编而未能提供新的内容。

　　下面对唐至宋初出世的七种达摩传记进行考察和介绍。

　　一、自禅宗成立至宋初最有影响的七种达摩传记

　　中国禅宗奉北魏时来华的印度僧菩提达摩为初祖，经慧可、僧璨二代相承，到道信、弘忍二代时在蕲州黄梅(在今湖北省)正式创立禅宗，被称做“东山法门”。在弘忍去世之后，以弘忍的弟子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禅”曾长期流行在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而以弘忍的另一弟子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则流行于南方一带，逐渐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派，唐末五代初形成“禅门五宗”。

　　在这个过程中，菩提达摩的名声越来越大。不仅北宗奉达摩为初祖，南宗也奉达摩为初祖。各地丛林的禅师在日常传法中经常提到达摩的名字、事迹和禅法。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在相继出现的佛教史书中，从唐中期至宋初相继形成的佛教史书中，对达摩事迹的介绍越来越多，并且增添不少神话的色彩。

　　自唐中期至宋初相继形成的菩提达摩的传记有如下七种：

　　现将载录这七种达摩传记的史书略作介绍。

　　(一)唐道宣《续高僧传》

　　道宣(596—667)是唐代著名律僧和佛教史学者，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之后编撰此

　　僧传体史书，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等十科。初稿是从南朝梁代初叶开始，到唐贞观十九年(645)为止，此后二十年间陆续有所增补，达四十卷，共有正传498人，附见229人。菩提达摩传载于第十六卷〈习禅初〉之中。

　　(二)唐净觉《楞伽师资记》

　　净觉(683-?)先后师事弘忍弟子神秀和玄赜，在玄赜所著《楞伽人法志》的基础上编撰此书，是对《楞伽经》的译者南朝宋求那跋陀罗和提倡以《楞伽经》心性思想指导坐禅修行的菩提达摩及其后继弟子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等人的简历和禅法的集录。此书久佚，从上世纪20年代中日学者开始从敦煌文献中陆续发现它的多种残本，经过多人相继研究，逐渐拼凑成一个基本完整的本子。

　　现主要有以下校本：(1)金久经据敦煌文献S2054、S4272、P3436所校勘的《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1831年由北京待曙堂出版，收人他的《姜园丛书》之内；(2)日本矢吹庆辉据敦煌文献S2054，参金久经校本重加校勘，载于《大正藏》第85卷之中；(3)浆原寿雄《楞伽师资记校注》，载于1954年出版《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4)柳田圣山利用以往成果并参照P4564抄本，重校《楞伽师资记》，收入他编撰的《初期的禅史I》之中，1971年由筑摩书房出版。

　　(三)唐杜朏《传法宝纪》

　　《传法宝纪》当撰于开元四年(716)至开元二十年(732)之间，流传不久就在社会上湮没无闻，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从敦煌文献中发现。

　　现主要有以下校本：(1)日本矢吹庆辉据敦煌文献P2634号校写，内容仅存序和<达摩>章的一部分，1932年被收编于《大正藏》卷八十五之中；(2)神田喜一郎据敦煌文献P3559写本校，内容完整，1943年收在白石虎月编的《续禅宗编年史》的附录中发表；(3)柳田圣山据敦煌文献P3559本重校，收入1967年由法藏馆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后边的{资料的校注)之中，1971年对全文重新校订注释并译成日文，收在由筑摩书房出版的《初期的禅史I》之中。(4)杨曾文校本是以柳田校本为底本，用敦煌文书P2634号、P3559重新校订，收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之中。

　　(四)刘澄集《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

　　六祖慧能弟子神会(684-758)开元二十年(732)在滑台大云寺与北宗僧人崇远进行辩论，说是要“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批评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独孤沛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及刘澄集《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皆记述了这次辩论。[1]《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记载：“远法师问曰：‘禅师口称达摩宗旨，未审禅门有相传付嘱，以为是说?’答曰：‘从上以来，具有相传付嘱。’又问曰：‘复经今几代?’答曰：‘经今六代。请为说六代大德是谁，并叙传授所由。’”接着记述禅宗所奉六代祖师一一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传记。独孤沛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的序中记述编撰此论的缘由，其中说：“后有《师资血脉传》一卷，亦在世流行。”可以认为，这六代祖师的传记就是所谓《师资血脉传》，作者应是神会。

　　(五)历代法宝记

　　从全书内容和后面所附门人儒者孙寰所写的《大唐保唐寺和上传顿悟大乘禅门门人写真赞文并序》来推测，此书当在成都保唐寺无住(714-774)于大历九年(774)去世后不久由其弟子编撰的。

　　书中所称的“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就是菩提达摩。菩提达摩与达磨多罗本是两个人。达摩多罗是4、5世纪印度西北说一切有部的禅师，东晋时佛陀跋陀罗在庐山译的《达摩多罗禅经》介绍的就是他与佛大先的禅法。此经上卷记载从佛一一迦叶一一阿难……僧伽罗叉一一达摩多罗——不若蜜多罗的禅法传承世系。撰写于7世纪末的《法如禅师行状》、8世纪前期的北宗史书《传法宝纪》皆提到此经，然而皆以菩提达摩代替达摩多罗。《历代法宝记》又进一步，把此二人的名字合并称之为“菩提达摩多罗”或“达摩多罗”。这一提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的禅宗史书。

　　《历代法宝记》在敦煌文献中有首尾完整的写本。日本《大正藏》第五十一卷所收的此书是以敦煌写本S516为底本，用P2125写本校对的本子。此后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1930年，岩波书店)和《鸣沙余韵解说》(1933年，同上)分别收有敦煌写本的影印本及介绍文章。1935年朝鲜学者金久经又据《大正藏》本并参照前述两种写本加以校订，收在沈阳出版的《姜园丛书》之中。日本石井光雄藏有此书的一个写本(《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现下落不明)，另外还有五种写本(P3717、P3727、S1611、S1776、S5916，见商务印书馆1962年《敦煌遗书目录》)。柳田圣山以错漏较少的P2125为底本，参校其它各本重加校订，并译为日文，编为《禅的语录3·初期的禅史Ⅱ—历代法宝记》出版(1976年筑摩书房初版，1984年有第三次印本)。

　　(六)南唐招庆寺静、筠二禅僧《祖堂集》

　　《祖堂集》是现存最早的禅宗南宗记言体史书，在中国久佚，上世纪20年代于朝鲜发现。全书二十卷，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由泉州招庆寺的静、筠二位禅僧编撰，继承编于唐贞元十七年(801)的史书《宝林传》的祖统世系，从过去七佛，至禅宗所奉初祖大迦叶……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第三十二祖弘忍——第三十三祖慧能，以及从慧能弟子青原行思至第八代属于雪峰义存法系的禅师；从慧能另一弟子南岳怀让至第七代属于临济义玄法系的禅师或居士246人的传记。在日本有中文出版社1975年的影印本。近年中国出版的校勘本有：吴福祥、顾之川点校本，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张华点校的简体字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七)宋道原《景德传灯录》

　　《景德传灯录》原称《佛祖同参集》，法眼宗禅僧道原编撰。“景德”是取自宋真宗的年号，一般以景德元年(1004)作为《景德传灯录》的编撰年代，然而实际以后又有修补。道原按照禅宗派系编录传法语句，记述过去七佛、西土二十八祖、东土六祖、曹溪慧能下一世南岳与青原、怀让下七世和青原下十一世(法眼文益下三世)，共五十二世1701人的传录，上奉朝廷。真宗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诰杨亿等人加以刊定，勒成三十卷，大中祥符四年(1011)诏编入藏。

　　在这其中，除道宣《续高僧传》之外，皆属于禅宗史书或语录，而《楞伽师资记》和《传法宝纪》则属于北宗史书。

　　二、对编撰达摩传记最有影响的两种文献

　　从现存文献资料考察，至少有如下两种著作曾对上述达摩传记的编撰发生较大的影响。一是有昙林撰序的《菩提达摩四行论》，二是《宝林传·达摩行教游汉土章》。当然，这些达摩传记出世的时间不同、背景不同，从而所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反映出它们各自的特色。同时也应指出，在禅宗兴起过程中逐渐增多的达摩传说对达摩传记的编撰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里先介绍这两种著作，并顺便介绍禅宗成立后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达摩的传说。

　　(一)《菩提达摩四行论》

　　唐代禅宗北宗史书《楞伽师资记》在〈菩提达摩传〉的部分全文载录《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实际上不仅有昙林之序，尚有称做“达摩禅师亲说”的“二入四行”的部分。宋代道原所编的《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也收有此文，然而题为《菩提达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前面也有“弟子昙林序”(《大正藏》本“林”作“琳”)。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北魏录)，昙林是位僧人，曾先后参加过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的译场，担任“笔受”。

　　所谓“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教修行者深信自性(真性)与佛无别，然而因被情欲烦恼(客尘)污染而不得显现；如果凝心坐禅观想，断除情欲烦恼和自他、凡圣等差别观念，并不再执着于文字，便可使自心与清净的真如之理契合，达到解脱。

　　“行入”包括四项，称“四行”：一是“报怨行”，着重对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中的嗔，劝导修行者认识人生苦恼是自己前生恶业造成的，应“甘心忍受，都无怨诉”；二是“随缘行”，是对治痴(无明)的，教人领悟因缘果报之理，做到“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三是“无所求行”，引导修行者断除贪求之心，做到“安心无为”；四是“称法行”，劝人遵照大乘菩萨之道一一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来修行和生活。

　　在现存《二入四行论》的各种本子中，上述两种《四行论》属于简本，此外尚有广本。敦煌本、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朝鲜在明天顺八年(1464年)刊印的《二入四行论》(简称天顺本)属于广本，篇幅较大，内容完整。这两种《二入四行论》不仅具有前述“二入四行”的内容，还收录慧可的语录，后面尚有缘法师、志法师、楞禅师、显禅师、暄禅师、渊法师、藏法师、贤法师、安禅师、怜禅师、洪禅师、觉禅师的语录。可以认为，他们是菩提达摩以及惠可的仰慕者、追随者，并且是达摩禅法的奉行者。

　　最早发现敦煌本《二入四行论》的是日本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他在1934年到北平图书馆查阅敦煌文献，发现了《二入四行论》(北宿99)，翌年把它的影印本收在《敦煌出土少室逸书》出版。此后又出版了《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二卷(安宅佛教文库1936年版)，对前书所收的文献作了校编铅印，并加以解说。后来铃木大拙又据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S2715号敦煌文书对前者进行对校，收载于其《禅思想史研究第一》之中。敦煌文书S3375、P3018、P4634之中也有此文的断片。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朝鲜天顺本《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在上世纪末由日本驹泽大学椎名宏雄发现并作了研究和校勘，以《天顺本〈菩提达摩四行论〉》(内附天顺本《二入四行论》)为题发表在1996年第54号《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之上，后又撰写《天顺本<菩提达摩四行论>的资料价值》，发表在1996年驹泽大学第三十八号《宗学研究》之上。据此可知，天顺本《二入四行论》是一个最完整的本子，前面虽没有昙林的序，然而却有敦煌本所缺的首题、尾题及其它残缺部分，并有后人所作“四十四门”的分段且各加有标题，最后所载多人的语录是被当做“流通分”部分。椎名宏雄的这两篇论文已由程正翻译成中文，发表在2003年吴言生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禅学》第二卷，为中国学者阅读和利用天顺本《二入四行论》提供很大方便。此外，1908年朝鲜梵鱼寺刊印《禅门撮要》所收的《四行论》缺卷首昙林之序及后面诸禅师问答的部分，具有与天顺本相同的四十四门分段，除第四十二门标题稍异外，其它标题皆同。

　　柳田圣山《禅的语录I·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筑摩书房1969年版)认为，这是达摩周围的弟子根据记忆编写成的最早的语录，记载了达摩及其弟子的思想和实践。柳田将此文重新分段，共分为74段，皆加上标题、注释，并全部译成日文。

　　《二入四行论》实际是达摩与其弟子和他们的后继者关于禅法修行言论的集录，论述了达摩禅法的基本主张。至于编写者，从情理推断，昙林除了写序之外还编录了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和他的其它言行部分。

　　(二)《宝林传．达摩行教游汉土章》(简称《宝林传·达磨章》)

　　《宝林传》，全称是《大唐韶州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是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由南岳衡山的沙门惠炬在慧能当年居住传法的韶州曹溪宝林寺编撰的，所依据的资料有所谓“诸祖传法偈谶”、历代传法宗师的“机缘”(事迹语录)；书前有会稽沙门灵彻撰写的序。原书十卷，然而久已佚失。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京都青莲院发现第六卷；此后中国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版大藏经》，其中有《宝林传》第一卷至第五卷和第八卷。这残存的七卷，在1935年上海影印出版的《宋藏遗珍》中有载，在台湾蓝吉富主编的《禅宗全书》第一册也载有影印本。

　　华山僧玄伟在9世纪末在继承《宝林传》的基础上增加唐德宗贞元(785-804)年间禅宗名僧事迹，编为《玄门圣胄集》，对后世禅宗史书也有影响。可惜此书久佚。

　　《宝林传》残本陆续发现以后，中日学者都进行过很多研究。日本驹泽大学的学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组织研究班对现存七卷进行校勘、注释和翻译成日文，2003年田中良昭汇总研究成果编为《宝林传译注》，由内山书店出版，为参考利用《宝林传》带来方便。

　　从历史角度来看，《宝林传》所记载内容中充斥着很多不可信的成份。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伪造佛祖传承世系和情节，所载年代自然错乱；二是资料伪滥，不可靠地方甚多。尽管如此，因为此书是属于南宗马祖法系一一洪州宗的人编撰的，对于了解南宗特别是洪州宗的禅法思想，以及后世禅宗灯史所载西天二十八祖传承世系、“佛祖传法偈”及“谶偈”等内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2]

　　记述菩提达摩来华事迹的《达摩章》在《宝林传》第八卷，也称《东流小传》。然而作为达摩的传记是不完整的，只有达摩传记的后部，记述达摩到中国后见梁武帝、人魏至少林寺、传法于慧可、圆寂及梁昭明太子祭文、梁武帝所撰碑文等内容。按照此书体例，第七卷应记载达摩来华以前在印度的经历，然而第七卷现已不存。第八卷还载有意可传记及唐法琳所撰碑文、僧璨传记和唐房琯所撰碑文等。

　　实际上，从现在一些资料考察，《宝林传·达摩章》中的内容并非完全是作者编造的，有些内容是在禅宗成立以后南宗兴起以前已经存在。例如说达摩从印度泛海至广州，然后被迎请到金陵进见梁武帝，对梁武帝所问：“朕造寺写经及度僧尼，有何功德?”答曰：“无功德。”这一情节在神会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已经提到；达摩圆寂后，魏使宋云在葱岭见到达摩西归的情节，在北宗史书《传法宝纪》中也有记载；达摩“一脚著履，一脚跌足”的情节在《神会和尚问答杂证义》后面的达摩传中也有记述，并说“梁武帝造碑文，兄在少林寺”；在比《宝林传》稍前出世的《历代法宝记》中这几个情节皆有记载。

　　至于所谓梁武帝撰达摩碑，现存多种：达摩葬地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熊耳山的达摩碑文(题为梁刻)、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二祖山的达摩碑文(唐刻)、河南登封县少林寺的达摩碑文(元刻)及《宝林传·达摩章》所收达摩碑文，彼此虽有个别语句差异，然而在内容上并无大的不同。应当说原碑文早在神会北上与北宗辩论以前已经存在，当是具有东山法门或北宗背景的人撰写的。间

　　可以认为，《宝林传》中的达摩传记是在吸收以往达摩诸种传说的基础上编撰的，所谓梁昭明太子的祭文也许是新编造的，然而梁武帝的达摩碑当是继承了以往的碑文。

　　《宝林传》是以记述禅宗东土、西土的祖师世系为主旨的史书，达摩的传记又比较完整，因而对后代影响也较大。

　　三、《四行论》、《宝林传·达摩章》对达摩传记的影响

　　如果对前述七种达摩传记的内容对照《菩提达摩四行论》、《宝林传·达摩章》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所受后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主要受《四行论》的影响，有的主要受《宝林传·达摩章》的影响。当然，它们同时也受别的资料或传说影响，甚至也有创新。

　　(一)《四行论》对《续高僧传》、《楞伽师资记》和《传法宝纪》中<达摩传〉的影响

　　稍加比较就可发现，唐道宣的《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是直接因袭昙林作序的简本《二入四行论》编撰的，只在内容上稍加删节，特别是对“四行”中的“称法行”删略的最多，只说：“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

　　然而同时在首尾又增加新的内容：一是明确达摩来华的时间，说：“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据此可以断定菩提达摩是在南朝宋时从广州登岸入境的，然后才渡江到北魏的。按照这个说法，菩提达摩不是如后来其它史书所说达摩是在梁武帝时来到中国的。这一点很重要，可借以确定达摩在中国传法的时间，也有助于考察他的弟子们的身世和经历。

　　二是说“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告诉人们菩提达摩确实在魏(北魏及东魏)弘传“二入四行”禅法，有门下弟子将他的传授记录下来，流传于世。这自然是指《二人四行论》。并且明确说达摩曾自称一百五十岁，去世的地点不明。

　　然而在《续高僧传》中与菩提达摩同卷有〈僧可(慧可)传〉，其中说慧可从达摩“从学六载，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慧可是“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血断帛裹，乞食如故”；达摩以四卷《楞伽经》授予慧可，说：“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说达摩“达摩灭化洛滨”。这些内容中，有的可能是道宣晚年根据搜集的资料补充的，对理解简短的达摩传很有帮助。(慧可传)中所载录的向居士致慧可的偈颂在广本《四行论》中有载，也许直接取自此论。

　　道宣是唐代著名律师和佛教史学家，应当认为在《续高僧传》所介绍达摩的事迹是比较可信的。

　　达摩《四行论》对北宗史书《楞伽师资记》的(菩提达摩)章影响也很大。开头说：“魏朝三藏法师菩提达摩，承求那跋陀罗三藏后”，是将菩提达摩看作是南朝宋求那跋陀罗的嗣法弟子。接着记述：“其达摩禅师，志阐大乘，泛海吴越，游洛至邺，沙门道育、惠可奉事五年，方诲四行。谓可曰：有《楞伽经》四卷，仁者依行，自然度脱。余广如《续高僧传》所明。”这段内容几乎全部取自《续高僧传》。至于为什么说达摩承求那跋陀罗之后，没有作具体说明，也许只是因为他提倡求那跋陀罗翻译《楞伽经》的缘故。

　　此后是“《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全文引述简本《四行论》。在将要结尾的地方，提到有几种《达摩论》。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二三纸，亦名《达摩论》也。此两本论文，文理圆净，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伪造《达摩论》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

　　据此，昙林不仅为《四行论》写序，而且还撰写了其他部分。到底昙林写的仅是达摩讲述的“二入四行”部分，还是有其他部分，是不得而知的。至于其他二种《达摩论》，早已无所从考。

　　杜朏《传法宝纪》受《四行论》影响较小，然而所讲达摩出身婆罗门种姓，是南天竺国王第三子等内容，显然是源自《四行论》的昙林序。作者对此《四行论》也十分清楚，所谓“余传有言壁观及四行者，盖是当时权化”，认为所传达摩坐禅壁观的做法及《四行论》禅法，只是临机的说法。作者更赞赏的是带有顿教意味的“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人法界”的禅法，他自注曰：“其方便开发，皆师资密用，故无所形言。”意为师徒间不借助语言的秘密传授。

　　此传除继承道宣《续高僧传·达摩传》所说达摩活了一百五十岁等说法外，还吸收当时已经流传的达摩的一些传说，如说慧可断臂、达摩遭到别人毒害，去世后魏使宋云在葱岭见到他西归等情节。

　　(二)《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和《历代法宝记》中的〈达摩传〉

　　唐刘澄《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中所收录的神会《达摩传》，可以看出受《四行论》的影响较少。传中所说达摩向慧可传授《金刚般若经》“说如来知见”，“授语以为法契，便传袈裟以为法信”，皆是神会的观点。其中提到的慧可为求达摩传法而立雪断臂、达摩去世后只履西归、梁武帝造达摩之碑等，可以推测皆属于当时北方已经广为流传的达摩传说。

　　记述唐代四川净众、保唐禅派事迹的《历代法宝记》中的菩提达摩被称作菩提达摩多罗或达摩多罗，是有意将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禅经》中的达摩多罗看作是一个人。这种做法可能源自于《法如行状》(法如是弘忍弟子，载《金石萃编》卷六)及《传法宝纪》。尽管在这两种文献中没有明讲菩提达摩即达摩多罗，然而它们都引用过东晋慧远的《禅经序》。所谓《禅经》是东晋时佛陀跋陀罗在庐山应慧远之请译出的《达摩多罗禅经》，是介绍达摩多罗、佛大先的禅法的，上卷介绍自佛以后禅法的传承世系是：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婆崛——婆须蜜——僧伽罗叉——达摩多罗——不若蜜多罗。慧远据此在撰写的序中只提到，在佛以后阿难传末田地——舍那婆斯……优婆崛，达摩多罗是属于这个传承世系的人。这两种文献皆把达摩多罗当成菩提达摩。

　　神会在与北宗僧人辩论中同样也引用《禅经序》而将达摩多罗当作是菩提达摩。《历代法宝记》受神会影响较大，不仅直接将菩提达摩改成达磨多罗，而且还进而编造在庐山翻译《禅门经》(《达摩多罗禅经》)的佛陀(佛陀跋陀罗)和耶舍(《宝林传》称是那连耶舍)皆说成是菩提达摩的弟子。此外关于达摩见梁武帝、“第六代传法者命如悬丝”、达摩只履西归等，也可能源自神会的说法。至于记述达摩所说“唐国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等，可能是取自于当时流行的传说。

　　(三)《宝林传·达摩章》对《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中〈达摩传〉的影响

　　《宝林传》出世以后，曾经广泛流传。后世禅宗史书中的达摩传记几乎都受到它的影响。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僧编撰的《祖堂集》和宋道原编撰的《景德传灯录》中的天竺二十八祖的名称皆取白《宝林传》，内容的很大部分也取自《宝林传》。

　　尽管现存残本《宝林传》已经没有第七卷，无从知道达摩在来华之前的经历和师事般若多罗的事迹，然而从二书彼此不相知，<达摩传>主要内容却基本一样来看，说明二者皆取自《宝林传》不少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1、达摩听从其师般若多罗的训示，决定到震旦(中国)传法、般若多罗向他说含有玄机的谶偈(带有预言性质的偈颂)“路行跨水复逢羊………”之类；

　　2、梁普通八年(527)达摩从广州登陆(按：从史实上考察不可信)，受到广州刺使萧昂迎接，梁武帝遣使迎请到金陵。

　　3．达摩见梁武帝，对梁武帝问说造寺、写经、度僧有无功德所作“无功德”的回答等情节；

　　4、达摩过江到北魏少林寺传法，收慧可为弟子；慧可为求法而雪中断臂；达摩让弟子讲修行所得，谓慧可得其髓，向慧可传法与袈裟、付法偈“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提倡四卷《楞伽经》……；

　　5．回答所谓“期城太守”杨衔之所问“西国五天，师承为祖”的回答，说“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的偈颂。

　　6、达摩被人毒害而死，葬熊耳山，然而魏使宋云从印度回国在葱岭遇见达摩只履西归。

　　二书{达摩传)中的这些内容，皆是取自《宝林传》，文字大部分一样。当然，《宝林传·达摩章》已吸收了以往流传的关于达摩的传说。

　　然而《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中的〈达摩传〉也存在差异。主要有：

　　1、《祖堂集·达摩传》中收有般若多罗另三首(每首四句)谶偈、所谓佛陀跋陀罗的弟子那连耶舍应万天懿之问所说的十三首谶偈，而在《景德传灯录》中没有；

　　2、《景德传灯录·达摩传》中有达摩出国前通过辩论降伏六宗(有相宗、无相宗、定慧宗、戒行宗、无得宗、寂静宗)，由此“声驰五印”以及教化轻毁佛教的“异见王”的情节，而在《祖堂集》里没有。从内容考察，《景德传灯录》中的这部分内容，未必取自《宝林传》。

　　我们从禅宗成立以来直到宋初各种达摩传记内容的增补和变化，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禅宗的迅速传播和发展，菩提达摩在禅宗信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们对原来《四行论》及直接受到《四行论》影响的《续高僧传》中所描述的历史上真实的朴素的菩提达摩形象和事迹已经不感到满足了，出于信仰和崇敬心理的需要，不断增进一些新的内容乃至富有浓厚的神异色彩的情节，形成种种广为流传的达摩传说。《宝林传》作为系统讲述禅宗祖师传承世系的史书，不仅吸收了这些传说并且又有所发展，对后世的禅宗史书《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及大量灯史产生了极大影响。

　　[1]杨曾文编校，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神会和尚禅话录》中载有据敦煌文献校勘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和《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

　　[2]详见拙著《唐五代禅宗史》第九章第一节〈禅宗灯史‘宝林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关于梁武帝菩提达摩碑，请参考日本小岛岱山《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载2001年第1期《世界宗教研究》；纪华传《菩提达摩碑文考释》，载2002年第四期《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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