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慈法师—— 一钵千家饭 孤身万里游

    出家为僧之人，不是有前世的宿缘，就是自性中有那么一点善根，于是，在世俗的生活遇一偶然因素，便引发开来，从此皈依佛门，寻求正果。应慈法师就是如此，他生于 1837 年， 俗姓余，名铎，号振卿，法号显亲，晚年别署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县，其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个盐商家庭，家中资财富有，其父在应慈幼年时就病故了，他的母亲，在妊娠期间曾梦见僧名引磐，尔后生下了法师。

    因为其母笃信佛道，每天念诵《金刚》、《弥陀》、《大悲》等咒语时，法师听到就心生喜欢，暗暗诵记于心。12岁时就随母亲一起吃素。母亲见幼年的应慈天资聪颖，读书颇为上进，就希望他走上士途之路。法师不辜负母亲的期望，真的考上了秀才。当时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腐败无能，目睹国家日益衰败，法师无意于仕途。母亲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就为他婚配，以为他至少得守住父亲留下的那笔产业。谁知婚后不久，其妻就亡故了。母亲又为他续妻，不久亦亡。于是邻人和亲友私下都说他是“和尚命”。法师听到这些话以后，不由得生出对于世俗人生虚幻无常的感念，觉得如果再娶，岂不等于自己手刃他人，杀生害命。念及这一层，应慈法师实在于心不忍，遂发出家修行之念。

    1898年，他毅然辞家去南海朝礼普陀山，发誓在佛门净土守住自己。恰好在途中遇见南京三圣庵的明性禅师。应慈力请明性禅师收自己为弟子，明性听他讲出自己的身世，唯恐他富家弟子难耐佛门的清苦，难行梵行，于是就提出条件，先考验他三年，观其心志，应慈既然主意已定，就一口应诺。这样，明性才把他带回南京的庵中。此后，应慈一改在俗时形成的生活习惯，布衣粗食，不辞劳苦，如是三载，明性观其行，以为孺子可教，就为他剃度出家。

    1900年，应慈乞戒于寄禅和尚座下，后又随镇江金山寺的大定和尚习禅。1901年至1902年秋朝礼天竺云栖寺，在西湖的灵隐寺、昭庆寺卓锡两年。1903年秋，他奉师父之命到常州的开宁寺参谒冶开禅师。一天，他进入禅堂答冶开法师的话头，冶开问：“念佛是谁？”答曰：“无是谁，无非谁！”由此得到冶开法师的器重，并于1904年与明镜、月霞、惟宽一起被冶开法师引为入室弟子，受记为临济宗第42世。其后，又随月霞法师参研《华严》奥义，历12寒暑。1917年，月霞法师圆寂，他遵受师之遗嘱“力弘华严，不作方丈”，始终以弘扬华严为己任，讲经传戒，参禅说教，发扬了华严精义之大德。

    佛法要教化一切有情，莫不先端正自己，用自己的“诚”与“正”来降服他人。一次，有一位老居士听信别人的传言，竟闯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当时应慈法师正在读经，这突兀而来的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都打了下来，他看清了来者是谁后，弯腰从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继续看他的经书，这反而使该居士尴尬无比，无法下场。过了一段时间，等事情弄清楚了，这位居士又登门谢罪，请求忏悔。应慈法师宽宏大量，笑着说：“不知不罪，知错认罪，难能可贵。”

    应慈法师曾经富贵，又考取过秀才。然一旦入佛，却早把权利、地位、金钱视作浮云流水，身外之物。世间苦，做人亦苦，离弃红尘的羁绊归于佛门，依然无法弃离与回避做人。成佛也正是从做人始的。佛教的教育不只是教人们去如何了生脱死，而且是教人去如何包容人，以不生计较之心，看轻自己，故应慈法师能面对居士的侮辱不惊不怒，从容处之，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高人之处。法师一生高风亮节，于名于利也极为洒脱。

    他一生不贪图名利，也不巴结权贵，惟以自己的苦心修行来证得菩提。所以，法师在社会中立身严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他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安乐，伤心国家之不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说：“吾不禁为人道忧，更不禁为国家忧。”应慈法师深知众生很苦，所以，自己的生活非常俭补，要求僧众发扬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痛斥不上求下化，不策励修持的享受派，提倡勤俭节约。他终年穿的是粗布衣服，吃得是普通蔬菜。法师注重戒律，也有一个规矩，吃饭时不准讲话。一次，他与弟子一起吃饭，弟子们你言我语，讲个不停，应慈法师一言不发、默默站起来，提笔写了一首诗，批评吃饭时讲家常话的不良习惯。自此以后，弟子们吃饭再也不讲家常话了。

    法师平时待人随和，但严守佛礼，依教奉行，毫不苟且，风骨嶙峋。民国元年，他和月霞法师经人介绍在上海的哈同华严创办华严大学。在这里，他除讲授佛学外，每日还坚持修习禅定。后来，园主人罗迦陵要法师们于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日给主人做礼拜。应慈法师与月霞法师坚持出家人不应向在家人礼拜的原则，愤然离开上海，到杭州继续办学。

    法师在出家前，因曾修儒学，所以对此有较深的根基。出家后在讲经说法之时，常融儒入佛，要求学佛人先做一个正人君子，然后才能学好佛，所以学佛不在学佛，而在于做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究竟与根本，于迷情无明的人生中走向正觉的自由、解脱的人生。他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仁、 义、礼、智、信的精神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佛法主张的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作佛事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做人要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他主张修行人要去掉一切物情，觉破一切迷惑，离念除妄，惟此才能不动心，不动才能定，定而生慧，才能觉己觉人。这才是学佛之道。他坚持佛法救助世间，首先在于救助人心的道理，他用圆融的智慧，以他对儒佛的参学合为一体，来浸润众生的性灵，使这些觉情迷苦的人获得一种精神的救助，支撑自己忍这世间之苦。所以，尽管当时时局多变，海内兵氛鼎沸，风鹤频惊，而法师仍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讲经说法，阐扬大乘，以增加人们在这内外交困的世间活下来的勇气和信心，拥有一颗坚强的灵魂，来直面人生。他在80岁时，犹以讲经弘法为事，有人劝他多加休息，他说：“八十老翁，日薄崦嵫，余光垂微，不以说法利生，供养尘刹，复何图耶？”一番话便可感法师 “老骥伏枥”之心。亦可感法师从多年参研佛理中得出了佛法的真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法师，1957年，他86岁高龄时，仍在上海玉佛寺开讲《华严》全部，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弘扬《华严》教法。

    这种在学佛中求得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一直是应慈法师处世的根本。所以法师在有生之年，常行精进。除弘法以外，法师还开办僧学，培养人才。 1911 年，法师在上海哈同开办华严大学之时，就造就了不少如持松、常惺、戒尘、慈舟等高材生。1917年，又与月霞共同发起，在常熟兴福寺创建华严讲堂。1925年，在常州清凉寺开办清凉学院，培育华严预科学僧。1928年，在上海辛家花园兴建华严七处九会大殿，成立清凉学院，续办华严正科。后又在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继续宣讲80卷本的《华严经》。 1939年，在上海建立华严速成师范学院。1948年，在南京建立华严法会，讲授华严《探玄记》。法师一生抱着“绍隆佛种，为法忘躯”的志愿，弘法的足迹遍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北等省市。除宣扬《华严》教义外，还多次讲演过《般若》、《楞枷》、《楞严》等。法师洁身自好，从不轻作授徒传戒之事。法师一生曾于1931年、1933年、1935年、1940年在安徽芜湖、福州鼓山、浙江天童、江苏无锡等地寺院参与开坛传戒，传佛心要，继佛慧命。

    法师对于佛法的弘扬，除了讲经说法外，还致力于刊印经籍，传佛心印。法师先是襄助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创办毗陵刻经处。该处所刊印经书的卷数，几乎与金陵刻经处相等，还为扬州众香庵校刊很多经典。1933年，在上海得《普贤行愿品疏》，就筹化资金，重刻经文。这年，又出版《华严经》。1942年，在常熟虞山兴福寺刊印《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会本》。1943年，在上海印行华严初祖杜顺和尚的《法界观门》。1944年，法师任《华严疏钞》编印会理事长。《华严疏钞》由于年代久远，在宋、明两代屡经离合，不免有出入。为恢复该书的本来面目，法师不畏事巨时艰，辗转迁延十余载，终于使淹没1000多年的 《华严疏钞》得见复刊流通，在1945年出版了《贤道探玄记》及《地藏三经》。1948年，又命校勘《清凉行愿品疏》。1952年，法师听说扬州大、小品《般若波罗密经》，十年前毁于外祸，在他的努力推动下，重刊大小品《般若》，使之流通于世。

    法师之于佛法，是正信的佛法，所以从不说感应，不说神通，唯心戒佛。法师平生不谈说诡异神奇，也从不吹嘘自己有何神异经验，他坚信自己的内心，所以对万事万物都有正知正见，无论面对何种情形，都能镇定超然。抗战时期；南京、上海的敌伪曾多次请法师出面主持法会，都遭到法师的断然拒绝。1943年，我国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一书再版时，请法师作序，敌伪虽一再阻挠恫吓。法师依然欣然命笔，毫无惧色。他在序中阐述了国家之安危与个人修行的关系，“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德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这是何等深彻的洞儿，是法师深明大义的表征。解放前夕，有次法师在新生电台讲经，谈到有些人听到诬蔑共产党的谣言恐惧万分。他说：“ 毛泽东先生也是中国人，他又不是三头六臂，有什么可怕呢？”谣言是非止于智者。正因为有正知有正见，才能对事物有正确的领悟与理解，保持智者的冷静与洞明。临解放前夕，有些海外徒众邀他出国，安度晚年。应慈法师对此一一婉谢。他说：“投身异国，本非所愿，且弘法利生大业为终身之志，岂能图一己之利而不顾？”

    法师一生解行并进，宗说兼通，讲经传戒，参禅说教，兴办佛教学院，刊印径典注疏，把精力都倾注在一点一滴的利生护法的事业上，他真正看淡了浮名，坚持不作方丈，以免为事物纠缠，故身无长物，一生过着“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云水生涯。而对于著书立说，亦认为古往今来，佛注论疏早已是汗牛充栋。当务之急是精研佛理，依教奉行，足够应用。以此可见，应慈法师既不注重玄谈佛经奥义，也不忙于著书立说，他是将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动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众生、救心、救身、救世。

    1956年，应慈法师圆寂，世寿93岁，僧腊63载。归葬于庐山冶开祖塔墓之侧。他一生实践佛陀的“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宗旨，硕德高行，体现了在自己的诗中表述的姿态与境界。正信、洒脱，不为外务所累，春风怡然。

        策杖离京去，西湖野外家。

        跏趺遍地坐，行脚走天涯。

        有缚终须解，无缘路亦赊。

        寒冬花坞里，相伴卧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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